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2025年施政报告亦强调发展太空经济。早前，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盈搭乘神舟二十三号前往国家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已从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成为“参与者”。

然而，载荷专家上太空只是第一步。香港更需要思考在国家的太空经济发展中可扮演甚么角色？

效美航天中心 拓卫星数据枢纽

笔者认为，香港的定位不在复制北京、上海或海南的发展模式，而是与它们合作分工。内地负责研发、制造与发射，香港提供科研、融资及法律等专业服务。世界经济论坛估算，全球太空经济规模将由2023年的约6,300亿美元增至2035年的1.8万亿美元，超过九成来自数据处理、金融保险等下游服务，而这正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商业化转型值得借鉴，其核心是以制度设计推动市场主导创新。NASA在全美设有10个大型航天中心，各自肩负不同职责，其中3个中心的实践经验，为香港的科研合作、数据基建及产业发展提供了启发。

艾姆斯（Ames）研究中心的特色在于将NASA的科研课题开放予外界参与，该中心以提案征集的方式促进中小企与大学合作，将顶尖科研转化为商业应用。现时，香港5所大学已透过InnoHK平台参与国家嫦娥八号月球机械人研发，未来正可借鉴艾姆斯模式，进一步扩大本港产学研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戈达德（Goddard）航天飞行中心则是NASA的数据枢纽，其商业卫星数据采购计划，激活了庞大的商业数据交易。这为香港提供了最直接的切入点，当前通讯事务管理局正研究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香港可以藉此滙聚数据资源，发展为区域性的卫星数据枢纽，并以此流量为纽带，催生围绕数据交易与资产保护的专业服务生态。

而约翰逊（Johnson）航天中心的探索园区则展示了以大学带动产业集聚的真实路径。这一产业园区首个进驻的是德州农工大学太空研究所，其科研能力与人才培养形成磁吸效应，随后吸引KBR、Venturi Astrolab等诸多企业落户，与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带动创科发展的策略不谋而合。近期政府计划将北都大学城扩展至1,000公顷，未来可借鉴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经验，打造航天领域“产学研”的协同链条。

从艾姆斯的科研框架，到戈达德的数据基建，再到约翰逊的产业集聚，3个范畴环环相扣，为香港勾勒出一幅从当下走向未来的发展蓝图。

完善科研转化机制 培育人才库

基于以上启示，香港可从三方面精准着力。

第一，完善大学与产业的灵活合作机制，释放科研转化潜力。政府可以本地高校透过InnoHK参与嫦娥八号的航天工程经验为基础，降低知识产权（IP）授权与商业对接的制度门槛。同时，设立专项种子资金，资助具备商业化潜力的太空科技项目进行初期论证，并以此引导更多学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为香港培育太空经济的人才库。

第二，激活航天数据流量，拓展法律保险服务。针对通讯事务管理局正研究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契机，香港应顺势研究发展成为卫星数据中转港，吸引全球商业卫星公司在港注册与传输数据。以此数据流量为纽带，香港可充分发挥普通法与国际仲裁优势，发展亚太区首屈一指的太空资产合约、跨境数据合规等法律专业服务。同时，借鉴本港成熟的航空与海事保险经验，开拓卫星在轨营运险、第三方责任险，将香港打造成为区域性的太空经济专业服务枢纽。

藉北都大学城 吸航天龙头落户

第三，以北都大学城为引领，叠加融资优势培育产业集群。借鉴约翰逊航天中心经验，政府可分阶段推进新田科技城的航天产业布局。首阶段聚焦科研转化，吸引本地高校研究中心进驻北都大学城，形成创科企业落户的人才与技术诱因。次阶段发挥金融杠杆效益，吸引内地航天龙头企业来港上市，配合土地、税收等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在北都设立国际总部或研发中心，在港扎根。此举亦能延伸产业链，吸引上下游专业服务企业进驻，打造本地航天生态圈。

NASA的经验说明，航天的未来不在于包揽一切，而是以机制设计带动市场力量。要发展香港成为区域性太空经济专业服务枢纽，政府首先需要盘点本地高校在航天核心领域的科研现状，并梳理商业与基建配套，以此厘清政策方向，贡献国家航天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