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江俊燊、罗文婷

近日，美国国家及海洋大气管理局录得大气碳浓度高达415.26 ppm，在过往80万年历史中前所未见。着名气候学者Michael Mann指，若然大气碳浓度突破450 ppm，将为全球气候带来无法逆转的危险恶果。按照目前趋势，人类在仅仅十年后就会跨过这个450 ppm的“鬼门关”，然后再没有回头路[1]。

在这个全球暖化的大时代，香港无可避免要思考自身的时代责任。但总有人认为，香港不过一个弹丸之地，人口区区750万，仅占全球碳排放量约0.1%[2]，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只怕有心亦无力。只不过，这忽略了在全球化的年代，香港不单透过全球贸易在世界各地留下多多少少的碳足迹，亦能透过其金融体系，发挥跨越边界的影响力。

近年全球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投资的兴起，是对气候变化的回应。所谓ESG投资，泛指在投资过程中结合对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的考虑，当中尤以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最受重视。ESG投资的方法各式各样，当中包括负面筛选（例如剔除高碳排放的行业或企业）、ESG整合（例如在财务分析中有系统地考虑气候因素的影响）、正面筛选（例如特别挑选气候相关表现突出的企业）以及创效投资（例如以缓解气候问题为目标的投资）等。ESG投资将资本引导向ESG表现良好的企业，从而鼓励企业为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改变和贡献。

根据《2018年全球可持续投资回顾》，以ESG投资策略管理的全球资产规模已高达30.68万亿美元，较2012年的13.3万亿美元翻了一倍有余。然而，贵为国际金融中心、与纽、伦齐名的香港却似乎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势。根据2016年的数据，香港仅占全球ESG投资份额的0.06%，相较于欧洲的52.6%和美国的38.1%固然是望尘莫及，即使在亚洲亦被日本的2.07%大幅抛离。香港似乎未有善用其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在气候行动中充分发挥自身跨越边界的影响力。

团结香港基金的社会创新团队近日发表报告，检视香港ESG相关的监管体制，发现与欧洲的先行者相比，香港的ESG监管体制确实偏向宽松，或许是香港ESG汇报质素参差、ESG投资停滞不前的根源。基金会在报告中向港交所、证监会、政府等政策制订者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加强董事会在ESG管治中的角色、修订ESG汇报机制并与国际接轨，以及加强ESG相关基础建设等。我们相信，一个健全的ESG监管体制和生态系统是ESG投资蓬勃发展的关键。

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概也不算夸张，更何况一个国际大都会？在全球气候行动中，香港最重要的角色或许就是善用其金融基业，推动ESG投资的发展。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监管体制进步并不只影响香港企业，更影响所有在香港上市、融资的境外企业。在基金会的报告发表后，我们乐见港交所展开有关修订ESG规例条文的谘询，当中的修订建议亦与基金会建议方向相近。我们相信，这将会是人类逃离450 ppm“鬼门关”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