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李君儿

2020年的世纪疫症，让大众对公众卫生有不少反思。公众对于健康的定义，大抵是没有慢性疾病、毋需长期服用药物、拥有良好的免疫力。近年我们亦常讨论身心健康，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进一步把健康从细胞、器官拓展至精神层面。但是在形神以外，健康还必需取决于一篮子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疫情肆虐下，有本地露宿者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一句“疫情和贫穷同样杀人”，实令听者黯然。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成立时，其《组织法》中便已强调“健康远超于单纯的消除疾病。获取和享受最高之健康标准，为人类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地位而分轩轾”。由现任英国伦敦大学健康公平学院院长Sir Michael Marmot领导的世卫“健康之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亦对此作出以下诠释： 我们需通过改善人们出生、成长、工作、生活和老化的环境，而减少“健康不公平”(Health Inequality)的现象，当中牵涉比医疗更广泛的层面，如教育、住屋、气候、食水卫生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Health in All)的施政蓝本亦因而诞生，推动所有政府部门在订下和执行政策时，必须考量任何对人民健康可构成影响的因素。

以上概念强调的是，任何人都应轻易获得优质的健康保障。乍听之下多么简单、甚至接近陈腔滥调的口号，然而走到二十一世纪，我们要达致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仍是有未能弥合的距离。在新冠肺炎下，本地以至国际社会有关健康不公平的例子屡见不鲜，邻近香港的新加坡亦未能幸免。

装聋作哑　不能抹去健康不公平

 在疫情刚爆发时，狮城当机立断的防疫措施、政府仔细的接触者追踪工作 (Contact Tracing)、以至总理多次与民谈话的录影等一直被视为典范。然而新加坡的疫情在四月忽尔失控，最严峻时每日更有过千宗的新增确诊个案，当中超过一半为外籍劳工。败阵的背后是一直被社会忽视的外劳权益问题，当地的非牟利组织“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清楚指出四大弊病，包括高密度的劳工宿舍、用没有座位的货车接送劳工上下班的模式、害怕请病假而被解雇的文化，以至低微的收入使他们有带病上班的倾向。[1]　这一切都在削弱一批贫穷而脆弱的外籍工人保护自身健康的能力。由此可见，看似是公众卫生的问题，远非单纯的医疗政策能够解决；一个群组的失守，终会导致全城疫情之决堤。

在社会的最底层，新加坡有超过二十万的外籍劳工，香港亦有超过二十万的笼屋、板间房、天台屋、劏房住户和露宿者。贫富差距在疫情中无所遁形，甚至显得更丑恶：有人能在环球抢购防疫物资，有人却只能“翻蒸”口罩；有人在寛敞家中悠闲健身，有家庭则因终日困在狭窄居所而争执；有人在为网上会议精挑虚拟背景，有学生则需每天久候家中电脑以接受网上教学。在各行各业积极防疫的浪潮中，我们需时刻提醒自己：独善其身非病毒的解药，健康的权利应全民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