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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官民同心可借鉴 -- 专访香港大学副校长贺子森

2017年6月26日 (周一)
文章原載《信报》 2017年6月26日 (周一)

撰文:廖美香  团结香港基金执行总编辑

IMG_2932a.jpg
贺子森狮城工作逾30年 回流任港大副校长

香港和新加坡这对“欢喜冤家”,在不同层面上明争暗斗多年;1997年本港回归时,GDP还处于领先状态,然而20载过去,近年在多个国际指标上,星洲不但反超前,更呈抛离之势,是否代表香港真的“技不如人”、不进则退?在狮城工作差不多30年的现任香港大学副校长(研究)贺子森(Andy)有话要说。

“香港找到了方向,可是政治气氛浓厚,做什么都有人反对。”在港土生土长的贺子森,曾长期出任世界有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化学系教授,对星港两地皆感情深厚;他认为,星洲“跑赢”的关键是政府领袖先订目标,再建立市民信心,让社会齐心一致,这方面值得香港借鉴。

港大贺子森教授 - NUS research lab in 2009a.jpg
2009年贺教授于NUS实验室做研究

贺子森在港中学毕业后便往英国升读大学,再负笈美国耶鲁念博士;学有所成本想返港工作,适逢NUS刚成立并向他招手,遂于1984年加入该校开展学术生涯,期间更获赏识,一度借调出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

叹港政治气氛浓 分散精力

体内流着港人血液,却在星洲生活了几十年,如今回流成长地,贺子森直言,最大体会是两地做事效率很不一样,“本港的政治气氛浓厚,有时分散了精力,可快的时候慢,应即做的都不着急,情况比较复杂。”他感慨地说。

近10年来,新加坡在科研、高校教育、航运、房屋及增加土地、多元化产业等各方面成就超卓,被视为跑赢香港,“当地搞创新虽仍有待改进,但足以提升GDP,增加制造业工作机会也算成功。”贺子森建议香港应利用邻近内地的优势,互相合作、创造机遇,提升竞争力。

港大贺子森教授 - Prof Hor was presented the National Young Scientist Award by then Minister of Trade & Industry (no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Lee Hsien Loong in 1991a.jpg
贺教授于1991年由时任贸工部长的李显龙颁授国家年青科学家奖

他剖析星洲情况:“领袖找出真正要做的事,政府有了目标,社会各界私心较少,大家齐心达成。”那民众如何建立对政府的信心?“你看过去10年,每次计划都能达标,市民是看到的。”贺子森忆述八十年代初到彼邦,“当时(产业)差到不得了,30年来看到变化,可见政府定下的政策是行得通。”

吁各方互让建立信任

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当别人以为贺子森已完全适应下来的时候,2015年他决定回流,却惊觉“东方之珠”已面目全非,“最近两年在这里,我发现有些不是大问题的都变成大事件,社会必须反省。”新一届特区政府将于7月1日成立,如何取得公众信赖?他认为,香港分歧大,各方不应只坚持自己立场寸步不让,要明智地为香港前途打算;政府建立威信之余,做事也要为市民着想,才能逐步取得市民信任。

以“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为例,港人近年饱受居住成本昂贵困扰,不少人归咎弹丸之都土地供应不足;虽然星港两地人口有差距,然而观乎面积更小的新加坡并无类似烦恼,当地平均每方公里人口1.05万,远少于香港的2.73万;至于人均居住面积平均270方尺,港人只有170方尺,可说天差地别;尤其近年新加坡公营房屋(组屋,HDB)制度之成功,令香港人隔岸羡慕不已。

贺子森忍不住以“阴功”来形容,认为港人应住得更好,“新加坡不难找到1000至1500方尺(组屋单位),在香港这面积已是天价豪宅;当市民住得不舒服,社会便容易爆发不满。”他又说,狮城有新区只用5年时间,便建成约7000个提供2至5房的组屋单位,反观港人愈住愈细,兼愈来愈贵。

觅地阻力大 内部团结重要

市民抱怨私楼狭小如劏房,特区政府则不断说觅地建屋阻力重重。数据显示,香港百多年来,填海范围共约70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6.4%;至于星洲,单是过去45年已填海1.4万公顷,比香港多出一倍,占土地总面积逾20%。贺子森指出,问题症结在于内部是否团结,“新加坡无论政府,市民及工商界都很齐心。当然,他们也会有不同意见,然而只要政府定下目标,带头拨出资源,大家都能放下私心去解决问题。”贺子森觉得,港人应把歧见摆在旁,“从长远看、从大处看,别只着眼于自己,一齐找出有何方法增加土地供应。”

他又在觅地方面献策,表示解决方法不少,例如棕地、郊野公园、重建、大屿山发展、填海等,各有利弊,港人需要妥协,不要因为有反对声音就不做,“现时香港的情况是,无论哪种方法都有人反对:填海担心影响生态、棕地涉及既得利益、重建旧楼需时太久。”以填海为例,成本虽昂贵,新加坡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仍坚持进行;他认为,本港情况特别复杂,填海应该是开辟土地的多元方法之一。

招才大不同 新加坡爱往外找   

香港与新加坡失业率都偏低,贺子森却指两地“寻才”心态很不一样,“港人视野往往没看到世界之大,以为这里已是全球最好、是一个典范;新加坡则野心勃勃,觉得最好的人在外面,一定要走出去找。”

港研发开支低微

201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在“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全球排第12位,在亚洲区更名列第一;同一排名榜,香港的4间大学分列亚洲第2、4、7、8位。他说新加坡政府想排名高,因而积极向国际人才招手;在科研投入方面,研发开支占GDP的2.19%,本港只占0.74%,“一个正常研究,资助金20万坡元(约113万港元),香港仅得20万港元,这已反映了整个故事。”

shutterstock_174214127a.jpg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在亚洲区名列第一

对于特首《施政报告》引入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院校除学术贡献,还要重视社会影响力,贺子森表示欢迎,认为是大势所趋,身为大学科研委员会主席的他说:“如果港大再作教授绩效评审,便不止问出版了多少篇论文,还要问取得内部多少科研拨款、在研发哪些创新产品、与工业界合作什么?”

港大现时每年除了从大学资助委员会取得1.4亿港元拨款,也由其他途径拿到科研经费,包括基金会、马会、工业界等,估计每年共约3亿港元,说多不多;贺子森透露,港大已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合作,将协力推动科研转化为商业产品,增加收入来源。

发展新型行业 培育科研新血

一向以物流业中心自居的香港,在2016公布的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榜跌至第5,上海及新加坡分列第一、二位,情况令人关注。贺子森解释:“星洲不只着重航运,还有由其带动或结合其他产业协同发展,并以电子电器、炼油及船舶为重点产业,促进高科技的拓展。”

港缺高增值工种

他表示,香港在金融业方面表现较佳,旅游业也好,贸易、物流等也发展得不错;但强调本地缺乏新型工作,诸如能源、环境、生化等高增值工种,非常可惜。“理科、工科学生不是不想投身科研,而是没就业市场;香港要从长远看,不只政府、大学及行业各界的合作,新加坡还会投放心力,邀请国际级机构去投资设厂,包括全球最好的药厂、化学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培训200名化学工程毕业生,如果没就业市场,根本不敢收录及培养,这是政府策划出来的。”

港大贺子森教授 - 在新加坡NUS 的研究团队1990sa.jpg
90年代贺子森在新加坡的研究团队

NUS化学工程出色,反观香港大学没有开办化学工程学科,贺子森解释,环球经济波动,新加坡采取的是多元化发展,无论环保、能源、药剂、资讯等都发展快速,加上地方小,要充分发挥其本能,才可生存,“新加坡位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周边,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地缘位置,香港则靠近中国经济腹地,享有地理优势。”他建议本港应集中时间和资源,例如做中药研究,中长期对经济都有好处。

黄大仙长大 毅力创传奇

贺子森早年入籍狮城,被问到对两地感情,他说:“我很想女儿来港读书,她们却断然拒绝,毕竟在新加坡太舒适了,她们曾到访香港几间学校,都被那狭小面积吓倒,我根本无法说服,因为是她们亲眼看到的。”

DSCN0814 (3) a.jpg
2015年圣诞节,贺教授与家人摄于夏威夷

时移世易,贺子森的童年,自难与女儿相提并论。他在黄大仙徙置区(公屋)长大,他的家中没厨房,厕所要与邻居共用。

在贫穷的环境中,小伙子凭毅力创造了传奇,“我念中学时是七十年代,生活很艰辛,父母为搵两餐努力谋生,他们没时间监督我的学业,只有自力更生,如果我不努力,更加沉沦不起。”

童年贫穷自食其力

惯了“自食其力”的贺子森,如今身为港大科研学术推手,同样要面对类似困境;他不讳言,新加坡在研究经费上相当慷慨,政府与学术界紧密合作,一起共建新产业,反观本港科研资源薄弱得多,港府在培育人才和吸引外资方面做得很少,“在香港大学,我们(只能)自己管好自己。”

走出校园,贺子森苦恼泊车难,“相比下,星洲停车场很充裕,公园怡人。”他不忘补充香港也有可爱处,“郊野公园独特,值得眷恋;我也爱这里的食物和繁华节奏,充满活力,我十分喜欢。”


文章原載《信报》 2017年6月26日 (周一)

撰文:廖美香  团结香港基金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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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森狮城工作逾30年 回流任港大副校长

香港和新加坡这对“欢喜冤家”,在不同层面上明争暗斗多年;1997年本港回归时,GDP还处于领先状态,然而20载过去,近年在多个国际指标上,星洲不但反超前,更呈抛离之势,是否代表香港真的“技不如人”、不进则退?在狮城工作差不多30年的现任香港大学副校长(研究)贺子森(Andy)有话要说。

“香港找到了方向,可是政治气氛浓厚,做什么都有人反对。”在港土生土长的贺子森,曾长期出任世界有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化学系教授,对星港两地皆感情深厚;他认为,星洲“跑赢”的关键是政府领袖先订目标,再建立市民信心,让社会齐心一致,这方面值得香港借鉴。

港大贺子森教授 - NUS research lab in 2009a.jpg
2009年贺教授于NUS实验室做研究

贺子森在港中学毕业后便往英国升读大学,再负笈美国耶鲁念博士;学有所成本想返港工作,适逢NUS刚成立并向他招手,遂于1984年加入该校开展学术生涯,期间更获赏识,一度借调出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

叹港政治气氛浓 分散精力

体内流着港人血液,却在星洲生活了几十年,如今回流成长地,贺子森直言,最大体会是两地做事效率很不一样,“本港的政治气氛浓厚,有时分散了精力,可快的时候慢,应即做的都不着急,情况比较复杂。”他感慨地说。

近10年来,新加坡在科研、高校教育、航运、房屋及增加土地、多元化产业等各方面成就超卓,被视为跑赢香港,“当地搞创新虽仍有待改进,但足以提升GDP,增加制造业工作机会也算成功。”贺子森建议香港应利用邻近内地的优势,互相合作、创造机遇,提升竞争力。

港大贺子森教授 - Prof Hor was presented the National Young Scientist Award by then Minister of Trade & Industry (no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Lee Hsien Loong in 1991a.jpg
贺教授于1991年由时任贸工部长的李显龙颁授国家年青科学家奖

他剖析星洲情况:“领袖找出真正要做的事,政府有了目标,社会各界私心较少,大家齐心达成。”那民众如何建立对政府的信心?“你看过去10年,每次计划都能达标,市民是看到的。”贺子森忆述八十年代初到彼邦,“当时(产业)差到不得了,30年来看到变化,可见政府定下的政策是行得通。”

吁各方互让建立信任

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当别人以为贺子森已完全适应下来的时候,2015年他决定回流,却惊觉“东方之珠”已面目全非,“最近两年在这里,我发现有些不是大问题的都变成大事件,社会必须反省。”新一届特区政府将于7月1日成立,如何取得公众信赖?他认为,香港分歧大,各方不应只坚持自己立场寸步不让,要明智地为香港前途打算;政府建立威信之余,做事也要为市民着想,才能逐步取得市民信任。

以“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为例,港人近年饱受居住成本昂贵困扰,不少人归咎弹丸之都土地供应不足;虽然星港两地人口有差距,然而观乎面积更小的新加坡并无类似烦恼,当地平均每方公里人口1.05万,远少于香港的2.73万;至于人均居住面积平均270方尺,港人只有170方尺,可说天差地别;尤其近年新加坡公营房屋(组屋,HDB)制度之成功,令香港人隔岸羡慕不已。

贺子森忍不住以“阴功”来形容,认为港人应住得更好,“新加坡不难找到1000至1500方尺(组屋单位),在香港这面积已是天价豪宅;当市民住得不舒服,社会便容易爆发不满。”他又说,狮城有新区只用5年时间,便建成约7000个提供2至5房的组屋单位,反观港人愈住愈细,兼愈来愈贵。

觅地阻力大 内部团结重要

市民抱怨私楼狭小如劏房,特区政府则不断说觅地建屋阻力重重。数据显示,香港百多年来,填海范围共约70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6.4%;至于星洲,单是过去45年已填海1.4万公顷,比香港多出一倍,占土地总面积逾20%。贺子森指出,问题症结在于内部是否团结,“新加坡无论政府,市民及工商界都很齐心。当然,他们也会有不同意见,然而只要政府定下目标,带头拨出资源,大家都能放下私心去解决问题。”贺子森觉得,港人应把歧见摆在旁,“从长远看、从大处看,别只着眼于自己,一齐找出有何方法增加土地供应。”

他又在觅地方面献策,表示解决方法不少,例如棕地、郊野公园、重建、大屿山发展、填海等,各有利弊,港人需要妥协,不要因为有反对声音就不做,“现时香港的情况是,无论哪种方法都有人反对:填海担心影响生态、棕地涉及既得利益、重建旧楼需时太久。”以填海为例,成本虽昂贵,新加坡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仍坚持进行;他认为,本港情况特别复杂,填海应该是开辟土地的多元方法之一。

招才大不同 新加坡爱往外找   

香港与新加坡失业率都偏低,贺子森却指两地“寻才”心态很不一样,“港人视野往往没看到世界之大,以为这里已是全球最好、是一个典范;新加坡则野心勃勃,觉得最好的人在外面,一定要走出去找。”

港研发开支低微

201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在“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全球排第12位,在亚洲区更名列第一;同一排名榜,香港的4间大学分列亚洲第2、4、7、8位。他说新加坡政府想排名高,因而积极向国际人才招手;在科研投入方面,研发开支占GDP的2.19%,本港只占0.74%,“一个正常研究,资助金20万坡元(约113万港元),香港仅得20万港元,这已反映了整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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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在亚洲区名列第一

对于特首《施政报告》引入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院校除学术贡献,还要重视社会影响力,贺子森表示欢迎,认为是大势所趋,身为大学科研委员会主席的他说:“如果港大再作教授绩效评审,便不止问出版了多少篇论文,还要问取得内部多少科研拨款、在研发哪些创新产品、与工业界合作什么?”

港大现时每年除了从大学资助委员会取得1.4亿港元拨款,也由其他途径拿到科研经费,包括基金会、马会、工业界等,估计每年共约3亿港元,说多不多;贺子森透露,港大已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合作,将协力推动科研转化为商业产品,增加收入来源。

发展新型行业 培育科研新血

一向以物流业中心自居的香港,在2016公布的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榜跌至第5,上海及新加坡分列第一、二位,情况令人关注。贺子森解释:“星洲不只着重航运,还有由其带动或结合其他产业协同发展,并以电子电器、炼油及船舶为重点产业,促进高科技的拓展。”

港缺高增值工种

他表示,香港在金融业方面表现较佳,旅游业也好,贸易、物流等也发展得不错;但强调本地缺乏新型工作,诸如能源、环境、生化等高增值工种,非常可惜。“理科、工科学生不是不想投身科研,而是没就业市场;香港要从长远看,不只政府、大学及行业各界的合作,新加坡还会投放心力,邀请国际级机构去投资设厂,包括全球最好的药厂、化学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培训200名化学工程毕业生,如果没就业市场,根本不敢收录及培养,这是政府策划出来的。”

港大贺子森教授 - 在新加坡NUS 的研究团队1990sa.jpg
90年代贺子森在新加坡的研究团队

NUS化学工程出色,反观香港大学没有开办化学工程学科,贺子森解释,环球经济波动,新加坡采取的是多元化发展,无论环保、能源、药剂、资讯等都发展快速,加上地方小,要充分发挥其本能,才可生存,“新加坡位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周边,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地缘位置,香港则靠近中国经济腹地,享有地理优势。”他建议本港应集中时间和资源,例如做中药研究,中长期对经济都有好处。

黄大仙长大 毅力创传奇

贺子森早年入籍狮城,被问到对两地感情,他说:“我很想女儿来港读书,她们却断然拒绝,毕竟在新加坡太舒适了,她们曾到访香港几间学校,都被那狭小面积吓倒,我根本无法说服,因为是她们亲眼看到的。”

DSCN0814 (3) a.jpg
2015年圣诞节,贺教授与家人摄于夏威夷

时移世易,贺子森的童年,自难与女儿相提并论。他在黄大仙徙置区(公屋)长大,他的家中没厨房,厕所要与邻居共用。

在贫穷的环境中,小伙子凭毅力创造了传奇,“我念中学时是七十年代,生活很艰辛,父母为搵两餐努力谋生,他们没时间监督我的学业,只有自力更生,如果我不努力,更加沉沦不起。”

童年贫穷自食其力

惯了“自食其力”的贺子森,如今身为港大科研学术推手,同样要面对类似困境;他不讳言,新加坡在研究经费上相当慷慨,政府与学术界紧密合作,一起共建新产业,反观本港科研资源薄弱得多,港府在培育人才和吸引外资方面做得很少,“在香港大学,我们(只能)自己管好自己。”

走出校园,贺子森苦恼泊车难,“相比下,星洲停车场很充裕,公园怡人。”他不忘补充香港也有可爱处,“郊野公园独特,值得眷恋;我也爱这里的食物和繁华节奏,充满活力,我十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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