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 郭凯杰、助理研究员 刘锦辉

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超过一年。为了“停课不停学”，电子学习已经成为“新常态”，成为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然而，近月遥距学习的实践，同样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本港学界未能有效、针对性地利用教育科技提升教与学的成果，而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暂时的替代品。在不断变化的数码世界中，科技的应用已经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本港教育界在疫情过后应该怎样继续推动电子学习，装备学生应对未来的挑战呢？ 

事实上，电子学习在本港教育不是全新的概念。自1998/99学年起，教育局推行了四次资讯科技教育策略，措施包括提供基础设施、电子学习资源、师资培训等，目标以要提升学习成效，推动学校“范式转移”，由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虽然在20年间投放过百亿港元，但传统教师主导的教学范式依然是主流，而教育科技在一般学校营运上担当的角色较小。为何本港学校至今未能全面将科技融入学校日常运作和教学？政策执行中有否出现问题？笔者希望借此文章分享几个观察。 

（一）推行电子学习的指引不清

政府推行电子学习的策略多年来并没为学界解释清楚科技在教育上的定位，或教学过程中的实际用途，只是片面地鼓励学校善用电子科技来提升教与学。这导致各校难以全面、统一地规划资讯科技教育发展的计划及方向，对待科技应用的态度较为保守，至近期才有加快的迹象。纵观全球，多个国家近年强调学校应用科技的层面不应只涵盖教学，亦都可包括教师的行政工作、评核、学校管理等，如英国教育部就鼓励学校利用教育科技处理行政工作，以减轻教师在行政工作中的负担。在中国内地，也有越来越多学校开始采用人工智能软件批改学生的作业。 

（二）学校之间使用科技的参与度不一致

另一个重要的政策漏洞在于政府一直如何监管学校实施电子学习。据现行的校本管理政策，学校“可因应本身的校情和发展需要，自行决定推行电子学习的步伐和模式”。此安排虽给予学校自由度推行相关计划，但若在无规管下期望全港学校自动积极参与就过于理想化了，实行教育科技措施的程度和效果也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教育局于2015年起推动的“自携装置”计划（BYOD）；据教育局的2018/19学年学校问卷调查结果，全港正在推行BYOD的学校只有三成。而且，这些学校之中，更不是全部都在每个班级之中推行BYOD。这解释了疫情爆发时，为何多所学校的师生都没有足够电脑及基础运用科技的能力进行教与学，导致数码及学习鸿沟的问题持续恶化。 

政府需透过适切的监管加快及统一全港学校推行教育科技策略的步伐。就此可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例如新加坡政府去年就宣布会在今年内为全体中学生配备平板电脑或手提电脑，并由教育部在中小学层面更新课程，加强年轻人的数码通识能力及网络健康意识。 

（三）教师准备时间不足，难以将资讯科技融入教学

众所周知，本港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庞大。除了传统教学工作之外，教师需要花时间学会运用新的技术、构思课程改变，应用电子设备及教材等，以配合混合式教学的推行。据经合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报告，香港的学校中只有三成教师有足够时间将科技融入于课堂教学，远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港大去年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发现教师准备电子教学越充足，就越能帮助学生的学习成果；政府需要协助教师设法腾出时间及空间，探索并于课堂上应用不同科技提升学习效能。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本港教育将成为科技的受益者、还是被淘汰者呢？自政府上一次推出新的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已历时超过5年；适逢其时，政府应开始计划未来教育科技的发展路向，把科技进一步渗入学校日常运作和教学，才能持续推动学校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