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李君儿、助理研究员 Maira Q 

香港防治新冠肺炎的抗疫行动主要由袁国勇医生、张竹君医生和梁卓伟教授等专家领头。他们在疫情爆发前已享誉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今天更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无独有偶，他们为人知晓的都是公共衞生专家的身份，而不是其临床履历，但一般市民能轻易分辨这两种角色吗？

两者间最大的分别在于，公共衞生以整体人口为对象，临床诊症则针对个别病人为主。两种专业对健全的医疗系统可说是同样重要。当有人怀疑染病时，临床医生会为病人诊症、控制征状、提供治疗；公共衞生专家却不一样。

“追踪紧密接触者”、“诊断测试”、“隔离个案”和“紧密接触者检疫”等术语，均是新冠疫情中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也是公共衞生人员的恒常职责。例如有“疾病侦探”之称的流行病学家会调查社区爆发病因，找出有染病风险的人，并制作“疾病地图”（如衞生防护中心就冠状病毒的香港最新情况制作的电子地图等），以防止疾病蔓延或在特定群组中再次爆发。

保障社区之重要角色

公共衞生学涉猎甚广，涵盖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传染病控制及健康服务管理等多个范畴。一直以来，公共衞生从业员在保障社区、国家以至全球不受疾病侵害中扮演重要角色，积极协调有关严重急性呼吸道系统综合症（沙士）、伊波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及天灾等应对行动。除了处理紧急衞生危机外，公共衞生学还会关注糖尿病和肥胖等非传染病，以及滥用药物等问题行为。

医院管理局前行政总裁黄谭智媛医生早前与我们的对话中，指出公共衞生学家必须能够掌握多门知识，尤其是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及农业的概念。她提出近年一些崭新的大学课程设计令人鼓舞，如香港大学推出的环球衞生及发展文理学士课程，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环境健康及安全硕士课程等，均结合了医学、建筑、商业及经济、法律以至海洋科学等不同学系。不过，黄医生认为我们仍需要更全面的改革，为执业普通科医生及家庭医生持续提供基本公共衞生训练。

公共衞生基建未达标

自2月以来，市民对前线医护的认同与日俱增，却似乎忘却了同样站在抗疫前线的公共衞生人员。香港缺少公共衞生基建和人才已是公认事实。根据美国疾病预防及健康促进办事处的定义，公共衞生基建包括：专业能力和资格兼备的劳动力、最新数据及资讯系统，以及能够评估和回应公共衞生需求的机构。持续维持这些基建的应变力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可惜香港至今仍未达标。

本港有关公共衞生基建及劳动力发展之讨论，可追溯至1999年以医疗改革为题的《哈佛报告》。但时至2020年，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衞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医疗体系、政策及管理学部主管、公共衞生学讲座教授杨永强教授仍要在公共论坛上重申：

“……大家根本不重视这些人（公共衞生人员）。我已向政府建议多投资于培训公共衞生人员，令更多人能攻读公共衞生学位，以服务社区。”

预防工作是公共衞生的核心职责。然而，香港最新的预防护理开支只占医疗衞生总开支的2.9%。保守的开支比率自1989至1990年起从未改变，即使沙士后的2003至2004年一度调升至4.3%，之后数年亦再剧减。

多年来，超过一半的医疗衞生开支都是花在诊断和治疗病人上，这进一步反映香港医疗制度以医院为中心，偏重第二及第三层医疗护理的现象。

业界欠缺稳定的资金来源，不但难以招聘及挽留人才，更遑论为未来衞生危机作前瞻性的人手规划。现时，中大赛马会公共衞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是全港唯一提供公共衞生学士课程的机构，首年收生32人。纵然加上港大及中大的硕士毕业生，每年香港新培训的公共衞生专才仍不及医科毕业生的一半。即使经历过沙士和禽流感后，香港对公共衞生专业仍然轻视，令人失望。

拨款侧重医学院参与

公共衞生与临床诊症缺一不可，对此我们必须加强提升公众认知，改变掌握资源分配的政府以至社会各阶层对公共衞生行业的忽视。正如港大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知识交流）暨政府中央政策组前成员白景崇教授指出，虽然现时政府向中大及港大医学院拨款研究新冠肺炎乃出于好意，却难收长期效果，因为拨款机制依然侧重医学院参与，漠视了当中关连密切而跨专业的公共衞生学界。

现时新冠肺炎疫情缓和的背后原因众多，其一正是政府较以往更愿聆听公共衞生专家的意见。然而，新冠肺炎为振兴公共衞生专业的最后警示：若然我们未能尽快解决公共衞生与临床护理复杂的失衡问题，代价将是全体市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