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庄太量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土地及建设谘询委员会委员

作为国际大都会，香港自八九十年代急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长似乎已到樽颈，每年GDP增长只有2至3%。社会上有人对此而安于现状，甚至认为香港可走向台南小确幸生活或北欧高税率福利主义制度；而我作为经济学者却在担忧，香港经济发展正朝向不进则退的地步，快将被内地城市（如深圳）赶过，更会被新加坡抛离。

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着实要尽快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当中最关键的因素，必定是人口与土地增长。

没资源投入何来增长

香港人羡慕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环境优美和宽敞舒适的组屋，却鲜有理解她成功的原因。要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明白必须投入金钱、技术、人力和土地等资源。在土地方面，新加坡的面积已增加至大约720平方公里，即填出来的面积是原有面积的23%，相等于13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香港填海面积的两倍。八十年代初时，香港人口已经达500万，而新加坡只有240万人口。现在，新加坡人口（560万）已增长超过一倍，而香港仍是一个未够800万人的城市。

说近一点，毗邻的深圳人口超过1200万，每年经济增长超过8%，比香港每年高出5至6%。视乎人民币滙价，深圳GDP已与香港相若，楼价不久将来很可能赶过香港。

如果香港要继续发展，我们必须还原基本步，要理解有人口才产生经济活动，衍生市场及红利。举例说，香港的电子支付发展缓慢，某程度因为人口少，市场不大。如果我们是个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一定会有很多大型公司前来抢占市场。

一个城市人口增长有两个原因：出生率比死亡率高、引入新移民。正常来说，人口替代率应高于2，即一名女性婚后一辈子生育两名孩子，以替代夫妇两人，但香港生育率只有1.1，即夫妇只生一个小孩，可见总人口增长无法持恒，长期来说，世代无法传接，因此新移民是本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我作为上一代的新移民，实在对有些港人妖魔化现今的移民而感到难过。然而，早有研究显示，新移民因要改善生活，普遍较有拚搏精神，向上流动能力较高。以我为例，年少时跟随父母来香港，然后植根香港，接受香港教育，学成后努力回馈社会，在大学任教。虽然生活称不上大富大贵，但总算从基层一步一步向上流动。

社会上不少人因新移民贫穷，推论出他们大部分会依赖综援，所以反对新移民来港。不过，数据却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据社区组织协会按扶贫委员会2016年贫穷报告书称，新移民在贫穷社群中，自力更生的能力最强，较少依靠社会福利援助。即使有30.1%新移民的收入低于贫穷线，但他们极少申请综援。社署最新资料显示，2016年有57387名新移民来港家庭团聚，只有559人申请综援，即不足1%新移民申请综援。

新移民可填补劳动力

近年，香港失业率长期约有3%，即是长期维持全民就业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劳动行业青黄不接，须注入大量新血，如全港超过16000家食肆中，职位空缺达10000个，所以洗碗姐姐工资可能比大学生高。即使新移民的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在香港也不愁工作出路，甚至是做一些香港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大家拿米线店员工广东话发音开玩笑时，又会否懂得欣赏他们也是自力更生的新移民呢？

香港要容纳更多人口，需有足够的土地支援。但有人说，香港土地不足，不如限制人口增长。我则认为，香港是开放型城市，不能因经济周期而干扰人口政策。楼市兴旺时，私人企业争相买地；楼市跌市时，政府又停止兴建居屋，如消极地增加土地，就令将来供应断层。

填海免经济周期影响

在经济周期波幅巨大时，如果政府欠缺长远规划，将影响整个土地供应，以致危及整个城市的命运，因此政府必须摆脱经济周期影响，持续大量造地，未雨绸缪；如从缩减人口政策着手，则对香港发展徒劳无功。

我认为政府要有效造地，必须做好长远规划，社会上也要减少牵涉太多政治争拗。其实，以填海创造土地，是一个好方法，可大规模地兴建，不受旧区环境的规划限制，又不用搬走原本的土地拥有人。

诚然，碍于香港环保意识高，环保团体大力反对，香港填海须面对比新加坡更多的解说工夫，但港府也必须面对且赶快推进，在理想选址内积极考虑填海。如果可以任意选择，在维港以内填海最具经济效益，但这是法律不容许。因此，我认为应在已有基建设施地方的附近填海，如现有的公路或铁路沿线，既可分享现有的基建，又方便未来的居民在一小时来到中环上班。

最近，团结香港基金提出“强化东大屿都会”增辟土地2200公顷，我非常赞成。最重要的是，强化版东大屿都会可疏导香港的交通问题，比马鞍山填海更可取；所建议的人工岛大桥不但连接大屿山与港岛西，那是青马大桥以外，提供另一个由大屿山通往香港岛的路，可解决交通问题，这更关键地链接了两个地方经济。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只羡慕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或是深圳的高速发展，而是要体会她们成功背后，仍有好些值得我们反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