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港产疫苗反思香港发展生物科技的障碍

从港产疫苗反思香港发展生物科技的障碍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及经济发展研究主管 水志伟,助理研究员 曾文轩

面对严峻疫情,疫苗研发须分秒必争。倘能早日研发成功,不但能挽回许多性命、让社会经济尽快复苏,成功研发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得到丰厚回报,并更备受世人敬重。疫苗从研发到临牀使用,一般需时10至15年之久。但如今全球科学家都竭尽全力、加快脚步,不少新冠疫苗均在一两年内便研发出来。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已被公认为挽救了最多性命的疫苗,已提供超过20亿剂。事实上,该疫苗的研发时间不足一年,早于2020年12月已获英国药监局批准使用。疫苗研发团队指出,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同步进行疫苗研发程序,均是该疫苗得以早日面世的重要因素。当初,在疫苗原型制成后,便随即于老鼠等动物同步测试。同时,在临牀前研究阶段,研发团队便已为一期临牀试验做好计划,以及早生产适用于人体试验的中试批次(pilot batch)疫苗。
英国药监局也加快了临牀试验的审批程序:在获得满意的临牀前研究结果后,团队便随即展开临牀试验;二、三期临牀试验更同步于全球多中心(multi-centre)进行,以便综合足够数据。过往,上述程序都会分开进行,数据亦需逐步分析;如今透过加快甚至同步进行相关程序,务求早日达成使命。
港产疫苗 一波三折
相比之下,港府顾问袁国勇教授有份参与的香港大学团队,在研发疫苗期间却遇上重重障碍。团队早于2020年研制出鼻喷式新冠疫苗的原型,可是要到2021年7月才于港大临牀试验中心完成一期试验,预期还需时2至3年方能推出市场。
港大团队是次研究建基于3、4年前已展开的季节性流感研究,可谓早着先机。他们于2020年3月获得资金进行动物测试后,也同时获承诺支持临牀试验。可是香港并没有疫苗工厂,辗转下他们向内地厂房求助,然而要寻求合适工厂也相当费时。与此同时,把本地培养的疫苗种子输出到内地的审批机制不明,也令港大团队如履薄冰。
不仅欠缺支援设施,香港的一期临牀试验审批时间素来被诟病。负责审批的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的规模,远远无法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或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提并论。由于香港的监管规模受限、专才不足,一期临牀试验的审批一般需时近半年;相比之下,临牀试验热门地澳洲则只需时一个月,香港的进度大幅落后于同侪。尽管时任政务司长最终施以援手,加快了流程,香港的临牀试验审批机制仍确实值得检讨。
融资问题及不完善的生态系统
在2021年7月完成了一期临牀试验后,港大团队正筹备规模较大的第二、三期试验。由于后期试验需要更多人体对象,与内地医院合作便是可行之法。不过,香港始终欠缺领导统筹多中心试验的经验,要带领两地合作诚非易事。
资金是后期临牀试验的另一难题,一般需要数亿港元。新冠疫苗大都由药厂研发,部分会与大学合作,而许多都获得政府资助。可是,香港上述疫苗研发计划却主要由大学主导:当中,临牀前研究的种子资金来自国际组织“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而本地的一期临牀试验则由该联盟与港府共同注资,联盟共出资4300万港元,而港府提供的2000万港元无疑相形见绌,这项大学主导的项目显然需要政府更大支持。
香港没有大型药企,也缺乏资助疫苗研发的私人资本,可见生物科技生态系统并不完善。一项质素优越、目标市场庞大的药物发明,理应价值连城,可是基于配套设施不足及开拓内地市场管道不畅,导致科研成果商品化举步维艰。
港深合作 完善生物科技供应链
因此,政府应积极完善整条供应链,以加快生物科技的研发进程。在架构和监管层面,政府应设立高层次的科学和发展办公室,并邀请科学家加入,藉此为主要官员提供意见,同时制订生物科技发展蓝图及拨款策略。此外,政府应扩大药品监管机构的规模,并避免重复的审查工作,以加快审批一期临牀试验申请。
与此同时,横跨边境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则可成为内地与香港合作的跳板。该合作区应建成小型疫苗厂,以满足试验阶段的制药需求,同时亦应容许生物材料跨境流动,以利研发。该区亦可成为香港临牀医生的平台,把香港国际化临牀试验管理经验及技术输入到内地,并领导两地的医院进行多中心后期试验。
英国于一年内便成功推出疫苗的创举,所凭藉的并非运气,而是建基于昔日努力建立的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疫苗研发遂事半功倍。香港也不应再坐失良机——透过加强执行力及带动各方通力合作,我们也能实现美好的科创愿景。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及经济发展研究主管 水志伟,助理研究员 曾文轩

面对严峻疫情,疫苗研发须分秒必争。倘能早日研发成功,不但能挽回许多性命、让社会经济尽快复苏,成功研发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得到丰厚回报,并更备受世人敬重。疫苗从研发到临牀使用,一般需时10至15年之久。但如今全球科学家都竭尽全力、加快脚步,不少新冠疫苗均在一两年内便研发出来。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已被公认为挽救了最多性命的疫苗,已提供超过20亿剂。事实上,该疫苗的研发时间不足一年,早于2020年12月已获英国药监局批准使用。疫苗研发团队指出,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同步进行疫苗研发程序,均是该疫苗得以早日面世的重要因素。当初,在疫苗原型制成后,便随即于老鼠等动物同步测试。同时,在临牀前研究阶段,研发团队便已为一期临牀试验做好计划,以及早生产适用于人体试验的中试批次(pilot batch)疫苗。
英国药监局也加快了临牀试验的审批程序:在获得满意的临牀前研究结果后,团队便随即展开临牀试验;二、三期临牀试验更同步于全球多中心(multi-centre)进行,以便综合足够数据。过往,上述程序都会分开进行,数据亦需逐步分析;如今透过加快甚至同步进行相关程序,务求早日达成使命。
港产疫苗 一波三折
相比之下,港府顾问袁国勇教授有份参与的香港大学团队,在研发疫苗期间却遇上重重障碍。团队早于2020年研制出鼻喷式新冠疫苗的原型,可是要到2021年7月才于港大临牀试验中心完成一期试验,预期还需时2至3年方能推出市场。
港大团队是次研究建基于3、4年前已展开的季节性流感研究,可谓早着先机。他们于2020年3月获得资金进行动物测试后,也同时获承诺支持临牀试验。可是香港并没有疫苗工厂,辗转下他们向内地厂房求助,然而要寻求合适工厂也相当费时。与此同时,把本地培养的疫苗种子输出到内地的审批机制不明,也令港大团队如履薄冰。
不仅欠缺支援设施,香港的一期临牀试验审批时间素来被诟病。负责审批的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的规模,远远无法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或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提并论。由于香港的监管规模受限、专才不足,一期临牀试验的审批一般需时近半年;相比之下,临牀试验热门地澳洲则只需时一个月,香港的进度大幅落后于同侪。尽管时任政务司长最终施以援手,加快了流程,香港的临牀试验审批机制仍确实值得检讨。
融资问题及不完善的生态系统
在2021年7月完成了一期临牀试验后,港大团队正筹备规模较大的第二、三期试验。由于后期试验需要更多人体对象,与内地医院合作便是可行之法。不过,香港始终欠缺领导统筹多中心试验的经验,要带领两地合作诚非易事。
资金是后期临牀试验的另一难题,一般需要数亿港元。新冠疫苗大都由药厂研发,部分会与大学合作,而许多都获得政府资助。可是,香港上述疫苗研发计划却主要由大学主导:当中,临牀前研究的种子资金来自国际组织“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而本地的一期临牀试验则由该联盟与港府共同注资,联盟共出资4300万港元,而港府提供的2000万港元无疑相形见绌,这项大学主导的项目显然需要政府更大支持。
香港没有大型药企,也缺乏资助疫苗研发的私人资本,可见生物科技生态系统并不完善。一项质素优越、目标市场庞大的药物发明,理应价值连城,可是基于配套设施不足及开拓内地市场管道不畅,导致科研成果商品化举步维艰。
港深合作 完善生物科技供应链
因此,政府应积极完善整条供应链,以加快生物科技的研发进程。在架构和监管层面,政府应设立高层次的科学和发展办公室,并邀请科学家加入,藉此为主要官员提供意见,同时制订生物科技发展蓝图及拨款策略。此外,政府应扩大药品监管机构的规模,并避免重复的审查工作,以加快审批一期临牀试验申请。
与此同时,横跨边境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则可成为内地与香港合作的跳板。该合作区应建成小型疫苗厂,以满足试验阶段的制药需求,同时亦应容许生物材料跨境流动,以利研发。该区亦可成为香港临牀医生的平台,把香港国际化临牀试验管理经验及技术输入到内地,并领导两地的医院进行多中心后期试验。
英国于一年内便成功推出疫苗的创举,所凭藉的并非运气,而是建基于昔日努力建立的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疫苗研发遂事半功倍。香港也不应再坐失良机——透过加强执行力及带动各方通力合作,我们也能实现美好的科创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