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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年轻人向上流 优化官僚审批程序

2016年5月30日 (周一)

撰文:林奋强

上星期(2016年5月)社联发表研究指出,本港年青人有“假上流,真基层”的情况。其实,随着发达经济体因人口老化和债台高筑,逐渐步入长期低增长时代,不止香港,恐怕全球的80、90后都将面对上流动力不足的问题。

而在楼价高企的香港,年青人除了觉得“上流”难,“上楼”固然亦是大问题。早前我与一群30多年经验的建筑业老行尊,谈及香港的楼价高倨不下的原因。简单地表达:楼价 = 地价 + 建筑费 + 利率 + 发展商利润。假设低利率及利润要求不变,影响楼价的关键因素便是地价和建筑成本。

萤幕快照 2016-08-05 下午5.14.23.png
繁复的土地规划及审批程序令香港错失发展良机

高楼价元凶

而香港的建筑成本之高,却偏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去年底国际建筑顾问公司Arcadis的研究指香港建筑成本是亚洲之冠,比重视防震的日本还高,在全球更排行第三,仅次于伦敦、纽约。但明明环球通缩,中国的铜、铁、水泥价格更下跌四、五成,本地建筑费本应向下,为何逆全球大趋势而上升?席间行内的专家指工资只占建筑费约三分之一,因此薪金上升并非建筑费暴涨的唯一因素,反而缓慢的官僚审批程序(red tape)复杂所带来的工作效率低下(inefficiency)才是元凶。

所以若审批延误仍不受控制地加剧,建筑成本也会不断抽升;那么即使政府让地价下调至零“贱卖”土地,(正如有发展商指地价已跌至每平方尺2,000多元,比杭州最新地价还低,亦令政府“支持高地价政策”的指控不攻自破),建屋成本以至楼价也难以下跌。可惜,今天公共政策讨论动辄把议题政治化,却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和真义:例如近日新界收地问题,因为当中牵涉发展商,社会的讨论便转移到“地产霸权”之上,而忽略了明明有私人土地被占用多年;以至东北新市镇发展可以带来数以万计的公、私营住宅单位。

同样地,官僚审批程序的效率问题远不及“官商勾结”、等容易上口的口号煽情,社会并不会太热烈讨论;但它却确实是急剧地打击本港竞争力的大问题,亦已为社会经济造成“全输”局面:(1)楼价高企,年青人叹“上车”无望;(2) 审批程序同时影响公私营房屋供应,公屋落成慢了,基层上楼无期;(3)商业硬件落成慢了,推高租金,外商却步,青年“有才无工做”,自然上流力欠奉;及(4)政府地价收入缩水,压抑了扶贫助弱的资源。楼价不理经济死活上升,但政府收入却减少的形势已成定局。

审批制度僵化碍发展

土地发展的审批程序缓慢,个中原因离不开城市规划制度的繁文缛节过多、审批的官员态度僵化,欠缺灵活弹性;以及部分法规追不上时代变迁与社会需要等。举个例,审批部门如屋宇署及地政总署在审批图则时,都有服务承诺甚至法定时限,要在限期前完成审批。本来这应是“上限”,实际情况却变成审批往往都只赶在限期前完成——但明明不同发展项目规模不一,没理由一个3座大厦的屋苑,和一个只建3间房屋的发展,审批的时间居然会一样。背后似乎反映主审官员只按本子办事,没有灵活地因时制宜,加快审批。

又例如,本港有大量“综合发展区”(CDA),这些地皮上的任何发展都需要提交“总纲发展蓝图”供城规会审批。而有关审批却没有清晰客观的准则,而且任何微细更改,都必须重新递交新申请,费时失事。正如去年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指出,本港仍有待批核的CDA土地达200公顷,冻结近10万个住宅单位供应,无助纾缓极其严峻的房屋短缺。而本年初,港大的另一研究亦有类似结论。

又例如,现时的法例基于消防安全,规定安老院的高度限制为24米;然而医院却没有类似的限制,可以建成20至40多层的高楼——虽然两者同样都住着行动不便的人士(长者及病人)。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老化,社会对安老院宿位需求与日俱增,是否应因时制宜,放宽相关的限制,务求地尽其用?

若和区内其他城市比较,中山市将以80亿元兴建面积80公顷,相等于2.5个香港海洋公园的航天乐园;类近的造价,在香港连一间玛丽医院的重建也造不到(逾90亿元)。再者,香港迪士尼的第二期发展计划却迟迟未落实,令旅游业饱受挑战,包括横琴长隆、上海迪士尼乐园、未来的北京环球片场等。

香港宜急起直追

繁复的规划及审批程序不单白白令香港错失发展良机,更令基建超支,令政客把“基建大白象”口号挂在口边,挑起社会矛盾。但事实是,交通基建是投资而非开支,为香港带来客源和商机。今天的投资,是为了建立未来60年税源的基础,换言之也支持了未来数十年的社会福利。

香港今天其实早已强敌环伺,对我们的商机虎视眈眈。我们已因没有创科政策配合,把明明起源于香港的无人机公司大疆白白送给深圳;而明明会展场地极为不足,年年“赶客”时,亚博馆第二期的发展却又耽误多时,势把会展旅游业的机遇送给横琴;商场、酒店供应不足,旅游业势败于澳门;就连金融业机遇也随时输给前海、上海!

过去170多年,香港的发展机遇吸引无数人才“寻找他乡的故事”,如邵逸夫、李嘉诚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年青人上流,基层家庭上楼,香港必需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包括优化各项官僚程序,否则我城的肥水就会流到别人田,更因审批效率越来越差而糟蹋了年青一代的上流力及上楼力,香港便会由“寻找他乡的故事”的目的地变成起点;因为读书最多的80、90后将被迫离乡别井,令香港变成老人村,令我们欠缺资源支援老弱伤残而陷入长期衰落,恨错难返。

原载于《晴报》及《经济日报》2016年5月30日,获授权转载。 


最后更新于 2024年10月23日 (周三)

撰文:林奋强

上星期(2016年5月)社联发表研究指出,本港年青人有“假上流,真基层”的情况。其实,随着发达经济体因人口老化和债台高筑,逐渐步入长期低增长时代,不止香港,恐怕全球的80、90后都将面对上流动力不足的问题。

而在楼价高企的香港,年青人除了觉得“上流”难,“上楼”固然亦是大问题。早前我与一群30多年经验的建筑业老行尊,谈及香港的楼价高倨不下的原因。简单地表达:楼价 = 地价 + 建筑费 + 利率 + 发展商利润。假设低利率及利润要求不变,影响楼价的关键因素便是地价和建筑成本。

萤幕快照 2016-08-05 下午5.14.23.png
繁复的土地规划及审批程序令香港错失发展良机

高楼价元凶

而香港的建筑成本之高,却偏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去年底国际建筑顾问公司Arcadis的研究指香港建筑成本是亚洲之冠,比重视防震的日本还高,在全球更排行第三,仅次于伦敦、纽约。但明明环球通缩,中国的铜、铁、水泥价格更下跌四、五成,本地建筑费本应向下,为何逆全球大趋势而上升?席间行内的专家指工资只占建筑费约三分之一,因此薪金上升并非建筑费暴涨的唯一因素,反而缓慢的官僚审批程序(red tape)复杂所带来的工作效率低下(inefficiency)才是元凶。

所以若审批延误仍不受控制地加剧,建筑成本也会不断抽升;那么即使政府让地价下调至零“贱卖”土地,(正如有发展商指地价已跌至每平方尺2,000多元,比杭州最新地价还低,亦令政府“支持高地价政策”的指控不攻自破),建屋成本以至楼价也难以下跌。可惜,今天公共政策讨论动辄把议题政治化,却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和真义:例如近日新界收地问题,因为当中牵涉发展商,社会的讨论便转移到“地产霸权”之上,而忽略了明明有私人土地被占用多年;以至东北新市镇发展可以带来数以万计的公、私营住宅单位。

同样地,官僚审批程序的效率问题远不及“官商勾结”、等容易上口的口号煽情,社会并不会太热烈讨论;但它却确实是急剧地打击本港竞争力的大问题,亦已为社会经济造成“全输”局面:(1)楼价高企,年青人叹“上车”无望;(2) 审批程序同时影响公私营房屋供应,公屋落成慢了,基层上楼无期;(3)商业硬件落成慢了,推高租金,外商却步,青年“有才无工做”,自然上流力欠奉;及(4)政府地价收入缩水,压抑了扶贫助弱的资源。楼价不理经济死活上升,但政府收入却减少的形势已成定局。

审批制度僵化碍发展

土地发展的审批程序缓慢,个中原因离不开城市规划制度的繁文缛节过多、审批的官员态度僵化,欠缺灵活弹性;以及部分法规追不上时代变迁与社会需要等。举个例,审批部门如屋宇署及地政总署在审批图则时,都有服务承诺甚至法定时限,要在限期前完成审批。本来这应是“上限”,实际情况却变成审批往往都只赶在限期前完成——但明明不同发展项目规模不一,没理由一个3座大厦的屋苑,和一个只建3间房屋的发展,审批的时间居然会一样。背后似乎反映主审官员只按本子办事,没有灵活地因时制宜,加快审批。

又例如,本港有大量“综合发展区”(CDA),这些地皮上的任何发展都需要提交“总纲发展蓝图”供城规会审批。而有关审批却没有清晰客观的准则,而且任何微细更改,都必须重新递交新申请,费时失事。正如去年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指出,本港仍有待批核的CDA土地达200公顷,冻结近10万个住宅单位供应,无助纾缓极其严峻的房屋短缺。而本年初,港大的另一研究亦有类似结论。

又例如,现时的法例基于消防安全,规定安老院的高度限制为24米;然而医院却没有类似的限制,可以建成20至40多层的高楼——虽然两者同样都住着行动不便的人士(长者及病人)。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老化,社会对安老院宿位需求与日俱增,是否应因时制宜,放宽相关的限制,务求地尽其用?

若和区内其他城市比较,中山市将以80亿元兴建面积80公顷,相等于2.5个香港海洋公园的航天乐园;类近的造价,在香港连一间玛丽医院的重建也造不到(逾90亿元)。再者,香港迪士尼的第二期发展计划却迟迟未落实,令旅游业饱受挑战,包括横琴长隆、上海迪士尼乐园、未来的北京环球片场等。

香港宜急起直追

繁复的规划及审批程序不单白白令香港错失发展良机,更令基建超支,令政客把“基建大白象”口号挂在口边,挑起社会矛盾。但事实是,交通基建是投资而非开支,为香港带来客源和商机。今天的投资,是为了建立未来60年税源的基础,换言之也支持了未来数十年的社会福利。

香港今天其实早已强敌环伺,对我们的商机虎视眈眈。我们已因没有创科政策配合,把明明起源于香港的无人机公司大疆白白送给深圳;而明明会展场地极为不足,年年“赶客”时,亚博馆第二期的发展却又耽误多时,势把会展旅游业的机遇送给横琴;商场、酒店供应不足,旅游业势败于澳门;就连金融业机遇也随时输给前海、上海!

过去170多年,香港的发展机遇吸引无数人才“寻找他乡的故事”,如邵逸夫、李嘉诚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年青人上流,基层家庭上楼,香港必需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包括优化各项官僚程序,否则我城的肥水就会流到别人田,更因审批效率越来越差而糟蹋了年青一代的上流力及上楼力,香港便会由“寻找他乡的故事”的目的地变成起点;因为读书最多的80、90后将被迫离乡别井,令香港变成老人村,令我们欠缺资源支援老弱伤残而陷入长期衰落,恨错难返。

原载于《晴报》及《经济日报》2016年5月30日,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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