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刘澜昌 资深传媒人

对于本港2017/18 年度的超高财政盈余，坊间有多种预估，最多指会达到1800 亿元，少的也估千几亿元，而且财政储备将增至超过1.1 万亿元。总之，库房“水浸”之深出人意料。无疑， “钱多不烫手”，财盈好过财赤，只不过屈指一数，此番超高盈余多是“不义”之财——印花税。那么这些资源不是很应该用于填海以增加土地供应、增加公营房屋尤其是廉租屋供应，缓解民怨吗？

有评论说上一任“财爷”曾俊华是“估错数大王”，年年估错数，7 个财政年度，如把“派糖”和基金注资计算在内，特区政府实际共录得8000 亿元财政盈余，几乎等于政府两年开支。这样看，陈茂波一个财政年度估少千多亿元，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相信陈财爷与曾财爷有不同，会“使大些”。不过到底应该如何“二次分配”，还是各个利益阶层有各自盘算。

巨额盈余来源于土地房屋

财政司长陈茂波虽然没有公开透露财政盈余具体数字，但也承认有过千亿元，尤其重要的是其承认主要来源是政府卖地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理想。也就是说，财政巨额盈余来源于土地房屋。毕马威预计，计及未来推售的青衣、启德两块地皮，今个财政年度卖地收入约1800 亿元，而印花税收入约860 亿元。这里要指出的是，据税务局资料，反映公司客和非本地买家入市情况的买家印花税成交，去年共录得3823 宗，涉及税收达87 亿元。也就是说，印花税收入大部分是香港市民支付的，而不是外来资金支付的。

所以笔者定义上年度财政巨额盈余属“不义”之财，还是与“高地价”、“高楼价”和“高租金”相关，而不是如同一个正常政府的正常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和服务性企业盈利的税收。值得强调的是，当我们为卖地收入不佳而懊丧的时候，难道不也应该为卖地收入“超高”感到悲哀吗？长久为人诟病的“土地财政”，不正是香港需要改革的结构症结？而卖地收入的动荡，不也正正说明这不应该是财政合理、正常的收入主要渠道吗？难道我们还要不断絮絮叨叨那些现代国际社会房地产泡沫的历史教训，还要不断重复经济学家已经讲烦了的警告：靠“土地财政”的政府迟早要翻船？

事实上“三高”导致库房“水浸”，但是“三高”实际也蚕食了香港市民财富。去年楼价指数上升了15%，多数业界也预测今年还要升15%，楼价之高蚕食市民财富，而印花税更是直接多收市民腰包里的存款。名义上香港是实行低税制，但是市民即使不计楼价飚升而额外多付的支出，就算交付印花税的支出也因为楼价飚升而升得惊人。

自然也有相当部分有楼财团和有楼人士因为“三高”而赚得盆满钵满，或者身家膨胀。但是可怕而又可悲的是，香港的竞争力也由此消蚀。固然香港还有不少财团在世界、在亚洲排名不低，但是有谁敢说自己具有新一代的竞争力？记得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中小企为珠三角发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后来则多数退回香港。为什么？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他们当中许多人说“做厂几百人‘捱更抵夜’不如返香港炒一栋楼”是主要诱因。不然，无法解释如今深圳在GDP（本地生产总值）和创新力上超越香港。

“高地价”、“高楼价”和“高租金”对于香港还有两个重要恶果，一个是不断拉高香港的坚尼系数、扩大香港的贫富差距，有楼与无楼既是香港阶级划分的重要标志，更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从回归20 年的经验看，便可得出一条规律：“三高”愈高，坚尼系数愈大。

另一个恶果是，政府无法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笔者相信，此时此刻陈茂波“打死”都不会说出对“土地财政”的真心话，他不靠卖地、不靠印花税，又靠什么呢？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一个悖论：政府不能说无心扶贫灭贫，但是其所依赖的“三高”恰恰是当前香港贫穷一个重要的产生根源。从社会学角度看，政府的责任是通过“二次分配”去资助低收入阶层、平抑社会矛盾，但实质上只能给些免一两个月租金、发车津补贴等小恩小惠，而对造成贫穷的重要根源—— “三高”犹犹豫豫，不敢真作为，甚至对地价楼价“患跌不患升”。

巨额资源应用于填海

当然，香港的财政政策是香港特区政府赖以生存的政策，不是这一届政府可以解决，可能要捱到“50 年不变”结束。当前的问题很现实，就是如何用超高盈余。笔者的思路财富既然来自“三高”，很应该用回到造“生地”建廉租屋和其他公用房屋，既优先解决无房户、劏房户和困难户，也为缓解贫富矛盾做些事。根据运输及房屋局发布的《长远房屋策略》2017 年周年进度报告，指未来10 年总房屋供应目标维持46 万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比例维持6：4。不过，已掌握的土地如全部顺利建屋，亦只能兴建23.7 万个公营单位，仍有4.3 万个公营单位未有地。土地供应不足是本港房屋问题症结所在，未来无论增建公屋、推出资助房屋，还是增加私营房屋，都需要有足够土地。

陈茂波最近还是做了件好事，就是终于启动东涌填海，这是很难得的开始。其实当前觅地建屋，填海是所有办法中最实际、最可行的，财爷很应该将巨额资源用于此。这是造福香港的千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