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大学技术转移 促进香港创科发展
优化大学技术转移 促进香港创科发展
撰文：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主席 黄锦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接近一年，世界各地开始适应疫情中所产生的“新常态”，各地社会中现有生活模式渐渐出现全新想像及体验，例如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视像会议（Video Conference, VC）等活动对上班一族来说已习以为常。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传统行业如零售业、旅游业及航空运输业更是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却激活了科技的创新及应用，促进全球“新经济”的发展。经此一“疫”，笔者相信各国政府纷纷将会增加研发（R&D）资源，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加速自身的经济转型。香港也不应例外，政府应作多方面改革，促进本地大学的技术转移发展，使其科研成果成造福社会的商品。
基础研究世界级 积极发掘宝藏
创科发展与大学的研究不可分割。不少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及科技公司，例如能挽救生命的青霉素、牛津大学正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甚至着名的香港科技公司商汤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和大疆创新等，均由大学的基础研究衍生，再成为举世知名的企业。
香港多间大学排名首屈一指，在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QS）的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有5间大学名列头100名以内，反映香港的的基础研究能力达世界级。为促进香港本地大学所作的研究技术有效地转化为具价值的应用，笔者认为政府应大力支持大学推行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并针对性地为发明技术的知识产权之拥有权谁属，以及研究员（包括教授）校外执业安排等关键问题，拆墙松绑。
（1）优化大学知识产权政策
本港大学的确有不少科研宝藏，但过往十多年大学在技术转化上成效不彰。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所属，是问题的症结。
一般而言，大学教授发明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及之后的专利均归属大学（直接或间接透过其子公司）所拥有。然而，做生意并非大学的使命及专长，往往未能把握商机，把发明科技适时地转移至工商业界。这问题源于5所活跃科研的香港本地大学都是政府所资助。作为公帑资助机构，出售科技必须获得不同持份者（如政府、校董、校友等）的共识，目的是为增加技术转移过程的透明度，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地进行，杜绝大学“贱卖资产”之嫌。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要向公众交代，避免外界质疑大学“与民争利”。
然而，做生意“时间便是金钱”是营商的金科玉律，所以大学技术转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在大学诸多考虑和限制之下，技术转移程序需时颇长，领发知识产权又迟迟未能出街，大大影响大学的议价能力。事实上，大学过往曾经多次因为未能成功寻求科研成果的买家或投资者，导致不少具价值的技术发明无法由上游转化成为中下游的商品，甚为可惜。
要缓和该问题，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技术转移报告，建议本地大学仿效海外大学的做法，在知识产权授权许可的政策上，为各持份者提供更大弹性，让他们能各展所长。具体而言，不专长于商务的大学学府可以适度转让知识产权，授予发明者或投资者的公司，让公司能有效地把知识产权商业化。虽然校方与公司两者均以技术转移为目标，但公司主攻中下游技术转移，以商业（例如以开源节流）为主导，所以在知识产权商品化的处理方法却截然不同。公司的营运紧贴市场，大大提升技术转移的速度及成功率。
（2）提升大学专业商务及法律支援功能
现时，在运作上本地院校技术转移办公室与校内其他服务部门无异，大多数是由学者主导及行政人员执行，因此商业营运方面（在做生意和法律支援上），意识偏低。事实上，要成功推动研究成果商品化，不但须要研究人员的投入，亦需要技术转移办公室提供足够的商业和法律支援。举例说，倘若出现涉及专利权的法律纠纷时，现时院校的技术转移机构不具备足够能力应付，而大学亦不可能动用教资会的资助去打官司。因此，正如基金会建议，大学应强化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功能，且不妨考虑开设独立商业机构，聘请商业及法律的专业人士，协助大学把研究成果商品化、市场化，以及应付未来可能面对的商务法律诉讼。
（3）放宽大学教授执业限制
作为公营机构，大学的学术人员在校外工作，或许会被坊间质疑，常见的问题包括：大学教授有否滥用公帑及大学资源，资助自己做生意？大学教授应专注教学及研究，校外商业工作是否不务正业？大众纳税人的质疑绝对可以理解，但换个角度看，今天大学的使命已超越传统，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贡献社会，例如包括促进社会经济转型、优化人民生活、缩窄数码鸿沟、持续发展等领域，也是大学重要的使命。因而，大学教授或学生参与技术转移，促进创新，是理直气壮的，绝非不务正业。至于乱花公帑无疑是有可能的，但香港是世界法律之都，设有健全的法律机制。
大学也不例外，内部设有严紧的监管及审核机制，而且非常透明，教授、学生、研究员难以作弊，因此他们擅用公帑的可能性不高。
教授作为科研技术的主要发明人，是推动技术转移的最佳人选，大学确应放宽他们执业的限制，一方面让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成员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工商业界多接触，促进大学技术转移的进程；另一方面亦可帮助大学实现贡献社会的宏观使命。具体而言，学者自由度也应放松，包括他们往内地访问及资金运用等许多限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香港本地大学与内地产、学、研各界合作将会非常频密，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及讯息流必须要保持畅通，跨境技术转移才能水到渠成。
正如特首在《2020年施政报告》所言：“在创科路上，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因此，政府在优化大学技术转移工作上，责无旁贷。适逢《2021-2022财政预算案》正在进行公开谘询，笔者希望财政司司长增加拨款资助上述的建议措施，促使香港科技转移更上一层楼。
撰文：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主席 黄锦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接近一年，世界各地开始适应疫情中所产生的“新常态”，各地社会中现有生活模式渐渐出现全新想像及体验，例如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视像会议（Video Conference, VC）等活动对上班一族来说已习以为常。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传统行业如零售业、旅游业及航空运输业更是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却激活了科技的创新及应用，促进全球“新经济”的发展。经此一“疫”，笔者相信各国政府纷纷将会增加研发（R&D）资源，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加速自身的经济转型。香港也不应例外，政府应作多方面改革，促进本地大学的技术转移发展，使其科研成果成造福社会的商品。
基础研究世界级 积极发掘宝藏
创科发展与大学的研究不可分割。不少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及科技公司，例如能挽救生命的青霉素、牛津大学正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甚至着名的香港科技公司商汤科技、雅士能基因科技和大疆创新等，均由大学的基础研究衍生，再成为举世知名的企业。
香港多间大学排名首屈一指，在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QS）的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有5间大学名列头100名以内，反映香港的的基础研究能力达世界级。为促进香港本地大学所作的研究技术有效地转化为具价值的应用，笔者认为政府应大力支持大学推行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并针对性地为发明技术的知识产权之拥有权谁属，以及研究员（包括教授）校外执业安排等关键问题，拆墙松绑。
（1）优化大学知识产权政策
本港大学的确有不少科研宝藏，但过往十多年大学在技术转化上成效不彰。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所属，是问题的症结。
一般而言，大学教授发明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及之后的专利均归属大学（直接或间接透过其子公司）所拥有。然而，做生意并非大学的使命及专长，往往未能把握商机，把发明科技适时地转移至工商业界。这问题源于5所活跃科研的香港本地大学都是政府所资助。作为公帑资助机构，出售科技必须获得不同持份者（如政府、校董、校友等）的共识，目的是为增加技术转移过程的透明度，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地进行，杜绝大学“贱卖资产”之嫌。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要向公众交代，避免外界质疑大学“与民争利”。
然而，做生意“时间便是金钱”是营商的金科玉律，所以大学技术转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在大学诸多考虑和限制之下，技术转移程序需时颇长，领发知识产权又迟迟未能出街，大大影响大学的议价能力。事实上，大学过往曾经多次因为未能成功寻求科研成果的买家或投资者，导致不少具价值的技术发明无法由上游转化成为中下游的商品，甚为可惜。
要缓和该问题，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技术转移报告，建议本地大学仿效海外大学的做法，在知识产权授权许可的政策上，为各持份者提供更大弹性，让他们能各展所长。具体而言，不专长于商务的大学学府可以适度转让知识产权，授予发明者或投资者的公司，让公司能有效地把知识产权商业化。虽然校方与公司两者均以技术转移为目标，但公司主攻中下游技术转移，以商业（例如以开源节流）为主导，所以在知识产权商品化的处理方法却截然不同。公司的营运紧贴市场，大大提升技术转移的速度及成功率。
（2）提升大学专业商务及法律支援功能
现时，在运作上本地院校技术转移办公室与校内其他服务部门无异，大多数是由学者主导及行政人员执行，因此商业营运方面（在做生意和法律支援上），意识偏低。事实上，要成功推动研究成果商品化，不但须要研究人员的投入，亦需要技术转移办公室提供足够的商业和法律支援。举例说，倘若出现涉及专利权的法律纠纷时，现时院校的技术转移机构不具备足够能力应付，而大学亦不可能动用教资会的资助去打官司。因此，正如基金会建议，大学应强化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功能，且不妨考虑开设独立商业机构，聘请商业及法律的专业人士，协助大学把研究成果商品化、市场化，以及应付未来可能面对的商务法律诉讼。
（3）放宽大学教授执业限制
作为公营机构，大学的学术人员在校外工作，或许会被坊间质疑，常见的问题包括：大学教授有否滥用公帑及大学资源，资助自己做生意？大学教授应专注教学及研究，校外商业工作是否不务正业？大众纳税人的质疑绝对可以理解，但换个角度看，今天大学的使命已超越传统，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贡献社会，例如包括促进社会经济转型、优化人民生活、缩窄数码鸿沟、持续发展等领域，也是大学重要的使命。因而，大学教授或学生参与技术转移，促进创新，是理直气壮的，绝非不务正业。至于乱花公帑无疑是有可能的，但香港是世界法律之都，设有健全的法律机制。
大学也不例外，内部设有严紧的监管及审核机制，而且非常透明，教授、学生、研究员难以作弊，因此他们擅用公帑的可能性不高。
教授作为科研技术的主要发明人，是推动技术转移的最佳人选，大学确应放宽他们执业的限制，一方面让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成员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工商业界多接触，促进大学技术转移的进程；另一方面亦可帮助大学实现贡献社会的宏观使命。具体而言，学者自由度也应放松，包括他们往内地访问及资金运用等许多限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香港本地大学与内地产、学、研各界合作将会非常频密，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及讯息流必须要保持畅通，跨境技术转移才能水到渠成。
正如特首在《2020年施政报告》所言：“在创科路上，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因此，政府在优化大学技术转移工作上，责无旁贷。适逢《2021-2022财政预算案》正在进行公开谘询，笔者希望财政司司长增加拨款资助上述的建议措施，促使香港科技转移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