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何喜华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主任

不少港人认为要解决土地供应问题必须先谈人口政策，这个说法其实是因果倒转，因为人口增长是全世界的必然定律。若要应付人口结构变化及经济发展，就需重新规划土地用途，比如说现有土地不足应付新转变，那我们就要规划，推算未来房屋供应需求量，从而开发土地以应付人口和经济所需的土地。

土地必须因应人口增加而开拓

香港自五六十年代，每10年人口增加差不多近百万，比现时增幅更快，为何那时我们仍可处理住屋问题？随着人口增长，港府自1970年代起，10多年间建造9个新市镇如沙田、大埔、粉岭，至后期的将军澳及东涌等。这些新市镇透过移山填海而建，新市镇内超过一半比例为公营房屋，因此在人口如此高增长之下仍能让港人安居乐业。可惜继东涌之后，10多年来香港再无填海造地规划。

与此同时政府强调公屋对扶贫及脱贫之重要，但却不积极兴建。过往10年公营房屋的落成量都未能达标，平均每年只有约1万个单位，只及供应目标一半，即每年欠约1万多个单位，10年便欠缺超过10万个单位。政府则归咎于土地供应不足、土地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等原因。

有人把住屋问题归咎于新移民政策，这是否合乎理性？众所周知，港人与内地人的跨境婚姻自1980年代开始一直增加，单程证是这些分隔两地的家庭的团聚门券，自然需求殷切。2017年来港的单程证持有人中，只有0.1%没有家人在港，即超过九成九都属家庭团聚。而近四成是港人子女，部分依法例本身已拥有香港居留权（注），其余六成都有配偶或子女在港。再说，新移民对申请公屋轮候数目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们的家人原本就是公屋居民，所以他们的申请只是在现有名单加上名字，并不是额外申请，更不可能出现“打尖”情况。

“新移民是社会负累”记印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但非常值得反省。单程证持有人的年龄中位数一直较香港整体人口为低，在2016年时足足低了10岁！可见新移民并不是“老弱残兵”。有部分人指出多达六成新移民没有工作，其实是误会一场！因为这数字只反映新移民来港前在内地的工作情况，并不代表他们在香港一样没有工作。事实上近年来港新移民的学历显着提升，约两成具大专程度，他们亦更积极投身劳动市场。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内地来港不足7年的新移民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一直攀升，至2016年已达54%，与整体人口58%相差无几。何况新移民家庭普遍难以聘请家佣，那些非劳动的新移民中近六成是家庭主妇，另外亦有两成多是学生，可见他们并非因懒惰而不工作。而且家庭主妇肩负打理家庭、照顾子女的工作，学生是香港未来的劳动力，对社会的贡献亦不可以被抹煞！

此外，新移民的收入亦比以往提高，就业收入中位数在过去10年录得约25%实质增长，比整体人口同期约13%增长还要快速。新移民经济特征的转变，事实上对公屋的需求愈来愈低。房屋署资料显示，轮候公屋申请者中新移民占的比例愈来愈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婚姻自由和家庭团聚权利，据此，港人的配偶和子女，无论是在内地或是其他国家，均有权申请来港定居团聚。试想如果有港人因为跨境婚姻而被剥夺在自己所属地方与家人团聚的权利，这是否现代社会所允许的？假使他们的人权现时被政府剥夺，将来港人的人权又是否得到保障？

现时社会将矛头指向新移民，我认为是一种情绪宣泄，并不是理性的。香港过去10多年没有新增土地，住屋短缺，自然形成不少怨气，但也不能将问题简化成现时人口太多。希望政府明白港人怨气问题根源，将盈余投放到社会建设特别是在房屋问题上。

对症下药 方能解决社会问题

香港贫穷问题最大的表征体现在住屋问题上，公屋轮候册累积有近30万宗申请，平均轮候时间由10年前的1.8年上升至4.6年。苦候公屋无期，超过2万人居于木屋、寮屋、天台屋等临时住房，近6000人居于工厦，劏房户更飚升至10万大关，甚至非贫穷户亦沦为劏房住客，当中还要饱受租金昂贵之苦。港府坐拥逾万亿元储备，为什么扶贫仍然不力？为什么基层住屋环境如斯恶劣？

正如前面所说，把问题聚焦在人口问题而不聚焦在土地供应上是完全错误的方向。根源是要面对社会经济人口发展，了解为何现时会产生高楼价，上楼难、“上车”难，应该要针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香港以前填海造地达至成功，为什么现时不可以？

据团结香港基金数据，本港欠缺9000公顷土地。我认为香港必须像以前一样大规模填海造地发展新市镇，以兴建更多公屋协助基层上楼，令楼价回复至合理水平，让中产人士可以置业，提供更多土地让经济活动得以蓬勃发展，为打工一族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打破住屋与贫穷的恶性循环，自然减少社会怨气，使香港重回包容、理想的安居乐业社会。

注：据《基本法》及《入境条例》，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如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该子女即为香港永久居民，享有香港居留权；有关人士须向入境处申请居留权证明书，并将其附贴于单程证上，才可获准入境并确立为香港永久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