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香港优势
“一带一路”与香港优势
梁爱诗 全国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一带一路”不仅是以经济战略为构想，其范畴包括经济、政治、外交、人文等多个方面；它不仅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贡献；它不仅是为应对中国经济快速转型的需要，亦激发了沿线国家的发展动力。
它是创新的构思，但是源出历史，跨越时空，融通今古。“一带一路”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是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一带一路”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构思。大家记得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过一套片集，当时是首播的，它叫做《大国崛起》，审视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及美国等九个国家的崛起，当时引起讨论中国以后应该走什么路？我们所谓的中华民国伟大复兴究竟是什么？
一个大国不是仅仅以她有多少条航空母舰或导弹来决定。环观历史上的盛衰兴亡，我们看到光靠这些成绩是不足以让一个国家长久地享有繁盛，人民真正能够幸福生活。真正的大国，其文化需要被向往，包括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民素质要令人佩服，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
以盛唐为例，不只唐朝当时国家生产总值（GDP）占全球57%，其法制是《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被日本、朝鲜作为律法的立本，当时堪称为“大国”。唐代文化对全球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以前我听过王敏刚说“从丝绸之路看中国文化”，我觉得很感动。
2011年3月17日，国家公布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讲明国家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她认识到把握国内外情势对新起点的重要性，订立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策略，推进法制建设，加强反腐倡廉的决心，并且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的意愿。
2013年9月及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及印尼国会的演讲，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接着在亚信峰会、中亚合作论坛、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近日举行的G20峰会，以及APEC 2015会议，他都大力推动，可见“一带一路”的构思是相当成熟的。
“一带一路”的背景
中国为什么要推出“一带一路”呢？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最初引入外资、技术及人才，从“三来一补”到“三资企业”，的确为当时落后的工业带来很多生机，渐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资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工，从出口赚大钱，严格进口中国的资源，还经常埋怨我们造成空气污染及贸易逆差。世界经济不稳定尤其是遇上金融风暴，订单不来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了，单靠拉动内需是不足以支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开拓服务业，提升效率，才能够达到2020年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蓝图，强调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民主法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等等，这些完全符合大国崛起的轮廓。
“一带一路”正好配合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促进转型。因此，我国实施更主动的开放战略，结合对内、对外的开放，主动加入大自贸区、小自贸区。在“走出去”方面，对外投资以贸易带动，与对外援助配合。在进口策略上，缩逆差、放关税、带消费、羸人心。而一带一路更是实施这些策略的战车。
“一带一路”的两翼，“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估计沿线经过66个国家，总人口大约44亿，占全球人口63%；经济总量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约29%；货物及贸易出口占全球23.9%。因此，其发展潜力比亚太区已经成熟的经济体系机会更大。
中国从被动走向主动
现时世界已存有不同的经济合作架构，国际及区域性金融治理和合作，还有双边投资协定、政府采购协定、环境产品清单、信息产品协议及知识产权协议。“一带一路”和这些有何不同呢？
我国在过往区域合作上某程度是被动的，加入这些协议要经过漫长和艰辛的谈判过程，好像加入世贸（WTO）；又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夥伴协定（TTIP），中国受到美日联手制衡，令其进退两难；IMF的改革拖拖拉拉，都不能到位。
“一带一路”让中国从被动走向主动。第一，中国在亚太区的战略是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例如自贸区的协定从中韩到中日韩，从东盟加三到东盟加六。“一带一路”的好处是没有预设的规章，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毋须多方面的协调。
第二，“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发展，互利互赢，共同繁荣。它的合作空间是开放包容的，不设门槛，不排他。其合作领域也是开放包容的，政策沟通、道路沟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即五联通；其合作方式也是开放包容的，同时接受机制性及非机制性合作，例如中西医疗效高的结合。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合作的领域是多元化的，包括基建、金融、服务、能源、环保、航运、物流、科技等等，而丝路基金、亚投行、TPP、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性的金融基金，可为这些国家按需要提供它们缺乏的资金和技能。这些活动不只为这些国家带来发展和机遇，对中国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带动经济发展外，政府的功能必须转变，现时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来配合开放，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事后监督，扩大服务行业开放，改革外商投资准入的管理体制，逐步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行金融制度及海关监管制度的创新，提供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因此，因开发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解决工业迅速发展后转换期的需要，对我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从国际情势而言，经济全球化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中国崛起令西方主流媒体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和敌意，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重返亚洲和中国参加构建国际新秩序形成激烈的对冲。因此，中国在外交上除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必须提出新思维。“丝路精神”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打造命运共同体，让区际的国家和人民共同享有和平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崛起的梦想。
结合“一国两制”与香港法律优势
有人怀疑，“一带一路”是否只是空洞的理想。据商务部报道，2015年上半年大陆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揽工程项目1401个，新签合约额375.5亿美元，主要涉及电力、通讯、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设等工程领域。亚投行（AIIB）的成立，获欧洲最大的十个经济体的支持。11月15日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中国与土耳其签署了备忘录，由中国敦煌网承担中土跨境电商平台的建设。11月16日，中国中核集团拿下阿根廷60亿美元合约，兴建第四座核电厂。因此，“一带一路”是可实现的梦。
香港是国家的一个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少的优点，它既与国家一体，又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它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包括人民币离岸中心）、国际投资贸易中心、物流与航运中心和专业服务中心。尤其香港是中西方文化桥梁，亦有培育创意产业的新优势（例如电影业）。
三句不离本行，就法律服务而言，我认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机遇，我们可凭藉香港法律的优势，协助和促成国家和国际社会实现这一宏大的合作目标。
一、 香港法律作为适用法
香港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广为国际社会认可，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法律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它不仅具备包括英国、美国、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普通法系的形式和内涵。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跨国合同，包括国内企业与他国企业签署的合同，都选择香港法作为他们合同的适用法，因为许多国家熟悉普通法，但不懂中国法律，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各国商界对香港法律的信任和肯定。
香港法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要合同双方选择，就可以将香港法律约定为合同的适用法，同时也可以选择香港法院或其他香港争端解决机构处理合同纠纷。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大量合同，无论是项目合同还是融资合同。我们可以争取香港法成为合同的适用法，争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机构成为合同纠纷解决地，与国内和他国同行一道，贡献我们香港律师的智慧和努力。
二、香港律师中西法律相容
香港律师不仅仅对香港法律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西法律体系和合同条款都不陌生。多年与各国律师打交道，我们对各类合同的行文、细节的把控、权利义务的拿捏、条款的措辞等，都相当嫺熟，况且自70年代以来，香港的法律服务已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律师多在香港设有分行，客户随时取得外国法律谘询。他们也藉香港踏入内地市场。
香港律师不仅对普通法系国家比较了解，对大陆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对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系和融资方式，也渐渐有认识。香港政府控股的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就成功发行了伊斯兰债券。
此外，香港律师还有双语的便利，为中外交流、法律条文理解、交易谈判，提供了方便。实际上，香港律师能够提供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大便利，是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深层次的理解，这也是他们有能力对合同双方不同要求作出精准分析的基础，并与中国客户分享，协助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
三、香港律师熟悉中西商道
香港地域虽小，但历年来一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非常具有竞争力。多年来，香港律师在与各国商界交往过程中，大量接触到各地商人，知道他的关切、喜好、担心、困难、误解和纠结，而这类情绪和判断在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尤为突出。香港律师是非常合格的中介，他们的参与可以避免双方误解、增进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双方的谈判。
“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所涉及国家、民族和地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间不只文化有异、语言不同、习性相远，而且还涉及不同信仰和民族敏感问题。比如“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既涉及中华文化，也涉及其他文化。香港多年来习惯与不同民族相处，彼此包容，也习惯与各文化团体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香港律师在不同文化族群融资、商贸、交往方面，诚信、善于理解的特性，取得广泛好评，是居中协调、取信各方的良好人选。
香港在人民币金融产品长足发展，涉及投资基金、保险、期货、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股票、衍生产品等等，香港又是亚洲首选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还有作为国家南大门的商贸中心、航空航运物流中心，辅之以高端专业的服务行业和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搭建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平台。
四、香港国际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公正
香港法律体系比较完备，不仅在于它有法可依，还在于香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执行体系，包括法院、仲裁庭、调解机构，而且其程序规则齐全，案件处置严谨、按章办事，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国两制”、法律公正、社会公义、司法独立、政府清廉，加之法律体制的相容性和广泛的法律人才，在香港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构建了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纠纷解决中心，这一点已博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拥有国际知名、不同国籍的仲裁员。在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上，香港不但有信得过的法院体系，还有国际认可的调解程序，以便各国商界有效、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合同纠纷。实际上，各路商户已经愈来愈多地、也愈来愈愿意把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交由香港法院、仲裁庭、调解机构解决。最近，伦敦大学玛莉皇后国际仲裁学院便评定香港为伦敦、巴黎后的第三个国际仲裁中心，这是很好的声誉。
国家根据“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的需要，亦可参考前海法院和杜拜国际服务中心DIFC法庭的经验，在香港建立一个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法律纠纷处理中心。我很高兴看到在香港和外地不同场合，行政长官、律政司司长和其他官员都推荐香港作为解决纠纷的中心。我相信，类似这种构思也可以用于其他行业。
如果从个人的得益来看，“一带一路”恐怕不会为你马上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要期望政府为你设计能如何利用它的构思，只有业界自己才最能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构思。首先，我认为各行业须提出建议，提请政府纳入《施政报告》，并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议纳入“十三五”规划，然后由中央政府、特区政府、贸发局和业界推动、倡议和宣传，像CEPA一样。机会不会找你，你要去寻找机会。
香港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经过一个长期迅速发展后，已进入一个发展较缓慢的阶段，对区际的竞争有难以抵御的感觉。加以近年社会政治化，内耗浪费了不少精力，做事缺乏激情，前海深港服务业合作区计划便没有好好利用。我希望香港人看“一带一路”，不要只看它目前的经济收益，而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投入大时代的精神，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那么“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值得我们投入的使命，为国家达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夥伴国改善经济和消除贫穷，为世界和平和人民幸福作出贡献。
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11月19日出席香江论坛的演讲辞
梁爱诗 全国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一带一路”不仅是以经济战略为构想，其范畴包括经济、政治、外交、人文等多个方面；它不仅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贡献；它不仅是为应对中国经济快速转型的需要，亦激发了沿线国家的发展动力。
它是创新的构思，但是源出历史，跨越时空，融通今古。“一带一路”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是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一带一路”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构思。大家记得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过一套片集，当时是首播的，它叫做《大国崛起》，审视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及美国等九个国家的崛起，当时引起讨论中国以后应该走什么路？我们所谓的中华民国伟大复兴究竟是什么？
一个大国不是仅仅以她有多少条航空母舰或导弹来决定。环观历史上的盛衰兴亡，我们看到光靠这些成绩是不足以让一个国家长久地享有繁盛，人民真正能够幸福生活。真正的大国，其文化需要被向往，包括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民素质要令人佩服，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
以盛唐为例，不只唐朝当时国家生产总值（GDP）占全球57%，其法制是《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被日本、朝鲜作为律法的立本，当时堪称为“大国”。唐代文化对全球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以前我听过王敏刚说“从丝绸之路看中国文化”，我觉得很感动。
2011年3月17日，国家公布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讲明国家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她认识到把握国内外情势对新起点的重要性，订立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策略，推进法制建设，加强反腐倡廉的决心，并且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的意愿。
2013年9月及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及印尼国会的演讲，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接着在亚信峰会、中亚合作论坛、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近日举行的G20峰会，以及APEC 2015会议，他都大力推动，可见“一带一路”的构思是相当成熟的。
“一带一路”的背景
中国为什么要推出“一带一路”呢？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最初引入外资、技术及人才，从“三来一补”到“三资企业”，的确为当时落后的工业带来很多生机，渐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资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工，从出口赚大钱，严格进口中国的资源，还经常埋怨我们造成空气污染及贸易逆差。世界经济不稳定尤其是遇上金融风暴，订单不来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了，单靠拉动内需是不足以支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开拓服务业，提升效率，才能够达到2020年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蓝图，强调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民主法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等等，这些完全符合大国崛起的轮廓。
“一带一路”正好配合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促进转型。因此，我国实施更主动的开放战略，结合对内、对外的开放，主动加入大自贸区、小自贸区。在“走出去”方面，对外投资以贸易带动，与对外援助配合。在进口策略上，缩逆差、放关税、带消费、羸人心。而一带一路更是实施这些策略的战车。
“一带一路”的两翼，“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估计沿线经过66个国家，总人口大约44亿，占全球人口63%；经济总量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约29%；货物及贸易出口占全球23.9%。因此，其发展潜力比亚太区已经成熟的经济体系机会更大。
中国从被动走向主动
现时世界已存有不同的经济合作架构，国际及区域性金融治理和合作，还有双边投资协定、政府采购协定、环境产品清单、信息产品协议及知识产权协议。“一带一路”和这些有何不同呢？
我国在过往区域合作上某程度是被动的，加入这些协议要经过漫长和艰辛的谈判过程，好像加入世贸（WTO）；又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夥伴协定（TTIP），中国受到美日联手制衡，令其进退两难；IMF的改革拖拖拉拉，都不能到位。
“一带一路”让中国从被动走向主动。第一，中国在亚太区的战略是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例如自贸区的协定从中韩到中日韩，从东盟加三到东盟加六。“一带一路”的好处是没有预设的规章，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毋须多方面的协调。
第二，“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发展，互利互赢，共同繁荣。它的合作空间是开放包容的，不设门槛，不排他。其合作领域也是开放包容的，政策沟通、道路沟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即五联通；其合作方式也是开放包容的，同时接受机制性及非机制性合作，例如中西医疗效高的结合。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合作的领域是多元化的，包括基建、金融、服务、能源、环保、航运、物流、科技等等，而丝路基金、亚投行、TPP、国际金融机构和开发性的金融基金，可为这些国家按需要提供它们缺乏的资金和技能。这些活动不只为这些国家带来发展和机遇，对中国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带动经济发展外，政府的功能必须转变，现时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来配合开放，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事后监督，扩大服务行业开放，改革外商投资准入的管理体制，逐步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行金融制度及海关监管制度的创新，提供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因此，因开发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解决工业迅速发展后转换期的需要，对我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从国际情势而言，经济全球化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中国崛起令西方主流媒体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和敌意，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重返亚洲和中国参加构建国际新秩序形成激烈的对冲。因此，中国在外交上除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必须提出新思维。“丝路精神”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打造命运共同体，让区际的国家和人民共同享有和平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崛起的梦想。
结合“一国两制”与香港法律优势
有人怀疑，“一带一路”是否只是空洞的理想。据商务部报道，2015年上半年大陆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揽工程项目1401个，新签合约额375.5亿美元，主要涉及电力、通讯、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设等工程领域。亚投行（AIIB）的成立，获欧洲最大的十个经济体的支持。11月15日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中国与土耳其签署了备忘录，由中国敦煌网承担中土跨境电商平台的建设。11月16日，中国中核集团拿下阿根廷60亿美元合约，兴建第四座核电厂。因此，“一带一路”是可实现的梦。
香港是国家的一个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少的优点，它既与国家一体，又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它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包括人民币离岸中心）、国际投资贸易中心、物流与航运中心和专业服务中心。尤其香港是中西方文化桥梁，亦有培育创意产业的新优势（例如电影业）。
三句不离本行，就法律服务而言，我认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机遇，我们可凭藉香港法律的优势，协助和促成国家和国际社会实现这一宏大的合作目标。
一、 香港法律作为适用法
香港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广为国际社会认可，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法律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它不仅具备包括英国、美国、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普通法系的形式和内涵。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跨国合同，包括国内企业与他国企业签署的合同，都选择香港法作为他们合同的适用法，因为许多国家熟悉普通法，但不懂中国法律，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各国商界对香港法律的信任和肯定。
香港法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要合同双方选择，就可以将香港法律约定为合同的适用法，同时也可以选择香港法院或其他香港争端解决机构处理合同纠纷。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大量合同，无论是项目合同还是融资合同。我们可以争取香港法成为合同的适用法，争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机构成为合同纠纷解决地，与国内和他国同行一道，贡献我们香港律师的智慧和努力。
二、香港律师中西法律相容
香港律师不仅仅对香港法律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西法律体系和合同条款都不陌生。多年与各国律师打交道，我们对各类合同的行文、细节的把控、权利义务的拿捏、条款的措辞等，都相当嫺熟，况且自70年代以来，香港的法律服务已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律师多在香港设有分行，客户随时取得外国法律谘询。他们也藉香港踏入内地市场。
香港律师不仅对普通法系国家比较了解，对大陆法系也不生疏，包括对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系和融资方式，也渐渐有认识。香港政府控股的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就成功发行了伊斯兰债券。
此外，香港律师还有双语的便利，为中外交流、法律条文理解、交易谈判，提供了方便。实际上，香港律师能够提供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大便利，是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深层次的理解，这也是他们有能力对合同双方不同要求作出精准分析的基础，并与中国客户分享，协助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
三、香港律师熟悉中西商道
香港地域虽小，但历年来一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非常具有竞争力。多年来，香港律师在与各国商界交往过程中，大量接触到各地商人，知道他的关切、喜好、担心、困难、误解和纠结，而这类情绪和判断在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尤为突出。香港律师是非常合格的中介，他们的参与可以避免双方误解、增进相互理解，有效地促成双方的谈判。
“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所涉及国家、民族和地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间不只文化有异、语言不同、习性相远，而且还涉及不同信仰和民族敏感问题。比如“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既涉及中华文化，也涉及其他文化。香港多年来习惯与不同民族相处，彼此包容，也习惯与各文化团体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香港律师在不同文化族群融资、商贸、交往方面，诚信、善于理解的特性，取得广泛好评，是居中协调、取信各方的良好人选。
香港在人民币金融产品长足发展，涉及投资基金、保险、期货、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股票、衍生产品等等，香港又是亚洲首选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还有作为国家南大门的商贸中心、航空航运物流中心，辅之以高端专业的服务行业和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搭建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平台。
四、香港国际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公正
香港法律体系比较完备，不仅在于它有法可依，还在于香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执行体系，包括法院、仲裁庭、调解机构，而且其程序规则齐全，案件处置严谨、按章办事，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国两制”、法律公正、社会公义、司法独立、政府清廉，加之法律体制的相容性和广泛的法律人才，在香港为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构建了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纠纷解决中心，这一点已博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拥有国际知名、不同国籍的仲裁员。在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上，香港不但有信得过的法院体系，还有国际认可的调解程序，以便各国商界有效、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合同纠纷。实际上，各路商户已经愈来愈多地、也愈来愈愿意把他们之间的合同纠纷，交由香港法院、仲裁庭、调解机构解决。最近，伦敦大学玛莉皇后国际仲裁学院便评定香港为伦敦、巴黎后的第三个国际仲裁中心，这是很好的声誉。
国家根据“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大战略的需要，亦可参考前海法院和杜拜国际服务中心DIFC法庭的经验，在香港建立一个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法律纠纷处理中心。我很高兴看到在香港和外地不同场合，行政长官、律政司司长和其他官员都推荐香港作为解决纠纷的中心。我相信，类似这种构思也可以用于其他行业。
如果从个人的得益来看，“一带一路”恐怕不会为你马上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要期望政府为你设计能如何利用它的构思，只有业界自己才最能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构思。首先，我认为各行业须提出建议，提请政府纳入《施政报告》，并要求中央政府把建议纳入“十三五”规划，然后由中央政府、特区政府、贸发局和业界推动、倡议和宣传，像CEPA一样。机会不会找你，你要去寻找机会。
香港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经过一个长期迅速发展后，已进入一个发展较缓慢的阶段，对区际的竞争有难以抵御的感觉。加以近年社会政治化，内耗浪费了不少精力，做事缺乏激情，前海深港服务业合作区计划便没有好好利用。我希望香港人看“一带一路”，不要只看它目前的经济收益，而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投入大时代的精神，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那么“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值得我们投入的使命，为国家达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夥伴国改善经济和消除贫穷，为世界和平和人民幸福作出贡献。
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11月19日出席香江论坛的演讲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