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檢疫應優先安排給弱勢社群

文章原載《文匯報》2022年2月26日
撰文：立法會議員、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 黄元山、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周嘉俊

香港公立醫院一直瀕臨崩潰的邊緣，而第五波疫情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即使有超過一年時間去準備應對疫情的挑戰，特區政府反應明顯措手不及。直到中央出手之前，政府興建方艙醫院及隔離設施進度緩慢。有住在安老院舍的長者確診後被送往醫院門外排隊等候入院，卻在媒體廣泛報道後才獲安置於體育館，亦有外傭確診後不但遭到解僱，更只能求助於慈善團體以獲得臨時的容身之所。在人口密集而居住空間細小的城市，意味着很多弱勢社群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就會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境。香港抗疫防疫最缺的不是錢，而是策略性和前瞻性的規劃，以及跨部門和靈活協調的執行力。

特首林鄭月娥在2月22日宣布加快興建隔離設施，於未來數月將可以容納大約60,000名市民，但即使如此，專家指出下月進行的全民強制檢測將大幅增加對隔離設施的需求，新增的隔離設施並不能完全堵塞供求缺口。

優先隔離無合適隔離地點的市民

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就有限的隔離設施制訂優先使用次序，考慮市民的醫療需要同時不可忽略他們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衞生署在2月23日推出新抗疫措施，通知市民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時，會在電話短信中附上電子表格，以助安排市民到隔離設施檢疫。衞生署表示，決定市民入住隔離設施的優先次序時，生活環境是考慮因素之一。

但問題是，生活和經濟環境考慮的比重是多少？相關的社會福利機構和部門有否參與評估？如何處理那些快速自我測試陽性、不屬於官方的確診，但又有極大社福需要的人呢？23日前，是否就沒有相關的考慮呢？既然已經有那麼多陽性確診個案在社區等待，緊密接觸者的隔離安排是否又需要有動態的評估呢？

隨着政府持續物色可轉換為隔離用途的地點以及興建隔離設施，香港可參考內地的做法，優先隔離沒有合適隔離地點的市民。例如南京市政府指示，託兒機構及安老院舍的陽性病例在沒有隔離病房的情況下，可優先入住社區隔離設施。如果香港也有類似的優先政策，便不會出現讓長者滯留於醫院外的情況，避免他們承受更大的風險。內地的隔離安排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政府全面考慮市民的需要。

政府應為弱勢群體提供特別通道

在2020年初，民政部指示各個城市積極辨別並上報居家隔離人員中屬於寄養、留守兒童、老人、殘疾人士等「特殊群體」，並評估他們「適應隔離的能力」（「fitness to quarantine」）。

在識別出這些「特殊群體」後，便需要記錄他們的資訊和需求，以提供量身定製的醫療服務、情感以及膳食支援。

而且，一旦照顧者被隔離，政府會安排跨專業團隊和義工，提供必要的全方位護理未被感染的家屬。同樣地，香港能否也為這些弱勢群體提供特別通道，提早有社區隔離設施，又或者在家等候時，有相關的醫療和社福支援服務？

因此，香港衞生署應與社會福利署加強協調，辨別患者的風險等級時，除了考慮患者的醫療需要及同住家人的數目外，亦應該考慮居住情況、對照顧者的依賴程度，及有否朋友或家人提供他們的日常所需。社會、經濟和公共衞生綜合的風險高的患者，應獲優先安排入住隔離設施。

動員義工為「特殊群體」提供必需品

同時，由於有大批確診者（無論是政府檢測或是自我快速檢測）在家中等候隔離檢疫安排，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居家康復計劃」，有系統和清晰地支援這些確診者和家人。基於臨床及疫情的經驗，新加坡衞生部制定此計劃，於2021年10月實施。在計劃下，患者可以隨時獲得醫療支援服務，服務由基層醫療醫生以遙距診症的方式提供。患者亦可以從「居家康復夥伴」獲得醫療服務以外的協助。居家康復計劃令新加坡可將原本飽和的隔離設施和檢疫中心轉化成社區隔離設施，專門為弱勢社群提供服務。

香港政府同樣可以推行更為清晰明確的政策，騰空隔離設施照顧真正有需要的市民。而政府除了派發帶有手冊和快速抗原測試的工具包之外，還應動員社區的私營基層醫療提供者，通過遙距醫療服務義務提供醫療建議。同時充分應用社區中的服務提供者，例如衞生署診所和地區康健中心的工作人員。而民政事務局除了回應一般的查詢，更可以將有非醫療需求的市民轉介至社區組織，使其電話熱線做到物盡其用。此外，更應制訂策略動員義工為最有需要的「特殊群體」提供生活必需品，例如參考內地對高風險場所居民的隔離安排。

香港的政策制訂者是時候肩負起保護社會弱勢社群的責任，善用社區資源及醫療界別以外的力量，以迅速、具針對性及互相協調的方式應對疫情。我們必須趕上疫情擴散的速度，抓緊每分每秒，以更充足的準備去迎接下一場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