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新創企業樞紐有何優勢？

撰文：王于漸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當人力物力投資不變，而能增加生產力，經濟自然隨着增長；提高生產力的途徑有二：首先，通過創新手法，在投入相等資源的同時提高產出或改良品質；其次是另闢蹊徑，開拓業務新領域。

在一般情況下，創新不外將固有方法略加變動，但有時足可引發大革新；以iPod為例，本來只是一般MP3播放機的改良版，但竟能為蘋果公司的業務揭開全新面貌，影響世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模式。

創新從何而來？經濟學上主要有下列兩派觀點。

企業創新「二元論」
哈佛大學教授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認為，創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擔當創新者的角色，他認為同業間的競爭驅動與啟發創新。為求提高利潤、提升生活水平，具創意者自會努力尋求新方法、新事物。

Schumpeter把以創新手法取代舊技術之舉稱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皆因新技術面世後難免廣被抄襲，令原創生產商利潤受損，於是再另尋創新途徑；過程中部分舊式企業被新進者取代。

芝加哥大學教授Frank Knight（1885-1972）卻持不同觀點，認為經濟風險和不確定性是兩回事：經濟風險指結果不可預知，但不離早能於或然率預見的規範；不確定性則指結果既不可預知，亦不受或然率所規範。

Knight認為，風險自有保險的辦法，但不確定性卻無從保險。創業家的利潤是他們選擇在不確定性環境中經營所得的回報，他們開拓新業務，尋找嶄新經營手法，以及在新環境中處理舊有業務，凡此種種皆涉及不確定性。他進而推論，不確定性所引發的經濟利潤實非競爭獲利所能及。

Schumpeter則認為，創業家是具競爭力的創新者與先鋒，美國硅谷的創新及經濟增長模式，堪稱Schumpeter資本主義增長模型的最佳寫照；那是一群兼具創業才能及高科技知識的人才（出身於美國本土或外來），遇上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盡享自由營商環境、有利營商的經濟規管措施、高度流通的資訊，以及利於創新的生活文化，而終於發展成空前成功的例子。

Knight認為，創業家以在不確定性環境中作出市場抉擇見稱，須承受無從保險的風險，市場業績除了是個人的稟賦所致，亦有賴其經濟網絡及人際關係。

創業家的成功之道，某程度上繫於市場網絡中所踞地位，及與其他生產商和消費者的關係，這是有實證可循且毋庸置疑之說。就算處於未能掌握的市場中，創業家必盡量努力尋求於市場上定位，以擴大利潤、減少競爭威脅，即使所佔位置可能只是市場一小角，卻可以是甚具規模的。

事實上，相信Knight理念的創業家，往往只看預計中的需求，而非實際需求，亦即只估計競爭對手着眼的需求範圍，從而跟隨生產類同但又有所分別的出品，以期在市場佔一席位；其實，產品、價格、利潤，都以市場定位與網絡為依據。

不少大企業在國際市場網絡中進佔特定市場，Uber雖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士公司，實際上倒從未擁有過一輛的士；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網上訂購服務機構Airbnb，名下亦無任何住宿設施。觀乎兩家機構在全球各地的實際業務，可知其服務及營業方式其實因地而異。

放眼香港，DHL是業績表現突出的國際貨物空運代理業務兼速遞公司，創業之初名下亦沒有任何貨運航空機隊；利豐集團早期屬業務出眾的供應鏈管理公司，並未擁有任何生產設施。同樣，兩家公司的服務及營運方式往往因地而異。
無論本土或環球市場，都必須以網絡視之，當中無論個人抑或機構皆因着各種供求、銷售、營運、融資、法律規條、業務糾紛等而有所關連。

觸動變化「轉折點」

一家真正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是指能於其所佔的微小巿場位置貫通其中網絡，影響其中營運關係並改變之。這正是Malcolm Gladwell在其暢銷著作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2000) 中描述的現象。

所謂「臨界點」（tipping point），是指社交關係網絡中產生轉變的核心；若以經濟網絡作比喻，就是徹底改變有關業務並影響大部分人生活的創新之舉。Gladwell一書中各種概念，可說來自美國社會學家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這位史丹福大學教授師承Harrison C. White，追本溯源，其理念乃源於Frank Knight有關創業家精神及不確定性的觀點。Gladwell列舉出產生「臨界點」的三大特質：一、感染力；二、小因釀成大果；三、轉變一觸即發，並非逐步浮現。成功產生「臨界點」亦有賴三種人，即他所謂的「內行人」（mavens）、「聯繫人」（connectors）、「推銷員」（salesmen）。

「內行人」指專門彙集有關各類產品、價格、地區等資訊的行家，既會主動向客戶洽商，也會回應客戶要求，促進客戶與市場之間的溝通。他們不僅是行內專家，同時主動協助客戶作出決定，具備良好人際關係，非只顧自利，且樂於傳授所知所聞，眾人對他們亦言聽計從，視之為忠誠可親的「資訊經紀」。

「聯繫人」社交圈極闊、人脈極廣，但並非深交；這正是這類人的優點，交遊廣闊，藉以傳播與收納訊息，可說是訊息傳遞者。

「推銷員」能在別人尚半信半疑之際，鼓其如簧之舌，說服別人相信。說服力是一種打動別人的隱性技巧，既可藉動聽言詞，亦可不落言詮，或曉以大義，或潛移默化，或動之以情。

創業精神多面體

創業才能是多方面的。Schumpeter聚焦於創業家的天賦及創新，而Knight則着重創業家在不受其控制兼未能全面掌握的廣闊市場網絡中佔一席位的能力。

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抑或一個城市，能否發揮高度創業精神，須視乎種種互相影響的因素，這無論是放諸Schumpeter抑或Knight之說皆然。版圖廣闊、高收入、奉行自由市場及私有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如美國）所面對的局面，與幅員遼闊、中等收入、奉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如中國）自然截然不同。高收入，在「一國兩制」下奉行自由市場及私有資本主義的城市經濟體（如香港），其情況自然亦與美國或中國內地極不一樣。

香港當前支持創新的生態系統雖然頗佳，但畢竟為彈丸之地，規模略小。歸根究柢，由於人力資本不足，遂欠缺以創新帶動經濟發展的起動力。

無論根據Schumpeter抑或Knight的論點，對於制訂促進創業精神的政府政策並無分別。要鼓勵創新的創業精神，需具備以下條件：

一、自由開放的經濟及社會。
二、投資於人力資本，從全球各地招攬人才。
三、維護法治，保障知識產權。
四、維持適度的商業規管制度，降低開辦新創企業及新公司門檻。
五、支持電訊基建發展，確保在數碼年代取用資訊價廉便捷。
六、為新創企業提供融資及管理支援。
七、發展基本及應用研究的基建項目。

不過，全球鮮有國家、地區或城市兼具上述所有條件，或有助創造各項有利條件的資源及能力。各地只能因應自己資源，制訂能力範圍內的政策。觀乎上述各項條件，我認為，香港遜於美國及內地的原因，在於缺乏人力資源及研究基建規模，礙於本身在人口數字及經濟規模方面的條件，香港根本無從改善。

 內地勝在有關規模夠大，可補創業精神的不足之處，但若未能在其他關鍵條件追上，則優勢亦無法充分發揮。規模與上佳的創業精神均對重演硅谷成功經驗至關重要，缺一不可。

另闢蹊徑三類人

 以色列和新加坡即使版圖與香港相若，但由於近數十年來大舉從海外輸入人才，是以較具優勢；香港在這方面則相形失色，雖曾在二次大戰後一度受惠於大舉從內地遷入的人才，但這移民潮已難望重現，須致力發揮其他依然顯著的優勢。

 美國硅谷的發展模式，一直是創新帶動經濟增長，主要為Schumpeter所主張的模式，各國政府雖相繼通過政策試圖重演硅谷的成功故事，無奈均大為遜色，甚或以失敗告終，箇中關鍵在於美國無論在規模抑或創業精神方面都獨步全球，其他國家以至僅具規模優勢的中國，亦難以重演硅谷成功之處。

事實上，香港缺乏規模，只能稍稍跟隨Knight的模式，將其商業創新定位於環球經濟網絡中的特定市場，以擴大利潤，減少競爭威脅。須動員一切人脈及合作夥伴，以擔當「內行人」、「聯繫人」、「推銷員」，協助尋找開拓創新業務所需的特定市場。香港人須開動腦筋，以熱誠和齊心促進創新及新創企業的發展；通曉全球商界共同語言，自可成為合作夥伴間的溝通樞紐，促使中國內地與國際接軌互通自會是必然的成果。

原文刊於《信報》2016年1月27日，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