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琳廣：自我封閉 死路一條

撰文：郭琳廣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律師、註冊會計師

「本土主義」正在香港抬頭，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影響深遠。「本土主義」會窒礙香港的長遠發展，令人憂慮。若香港真的要走「本土主義」的路線，凡事都用「閉關鎖港」來處理，恐怕最終受害的只會是香港，當中尤其受牽連的必然是普羅大眾的市民。

「本土主義」是損人害己的想法。有人認為，它雖然不能讓我們從外面得到好處，但至少不會讓我們有什麼損失，所以，大不了是一個零和遊戲。這便錯了，它的「和」不是零，而是一個負數。這是一個只會令你輸掉本錢的遊戲，我們可以看看阿根廷的例子。阿根廷曾位列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國民享有的高生活水平，是全球的羨慕對象；可惜，當地政黨好心做壞事，鼓吹「本土主義」，縱容「本土主義」抬頭，政府的政策大力向本土利益傾斜，導致經濟一蹶不振，長久衰落。阿根廷現時要面對嚴重的貧窮問題。

解決爭議考慮世界宏觀需要

香港過往就建設發展的一些議題或項目在社會上也曾經遭遇到強大及眾多的本地反對聲音或阻力，但最後也能迎難而上，以長遠宏觀角度及面向世界作考慮而得以實行。

例如，70年代興建地下鐵路時遇到社會上很多反對聲音，當時，不少人認為此舉耗用太多資金、效益存疑、會否變成一項大白象工程、路面交通的擠塞還可以接受、工程造成交通阻塞、加劇空氣污染、工程產生的噪音等；但最後還是決定興建地下鐵路，是為了應付長遠人口增長和城市發展對交通所帶來的需求而增加道路交通的容量。

試想想，如果當時沒有興建地下鐵路，香港現在的交通會擠塞至什麼程度？香港亦難以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也肯定會遠較現時為低。

另一個例子便是把香港國際機場遷往赤鱲角。在大嶼山興建機場遇到不少反對聲音，項目同樣被質疑是浪費資源和不必要的，認為擴建啟德機場便足夠應付未來的需求；最終，還是在大嶼山興建了機場，是為了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便利國際經貿往來、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及放眼國際空運物流的發展潛力而作容量上的準備。

因應環境調整是生存之道

試想想，每一班來港的航機都代表着商機。若當時不興建新機場，來港的航班少了，機會也隨之失去了。還有，若繼續使用啟德機場，相信現在觀塘和九龍城一帶，以及海底隧道周邊的道路將不勝負荷，交通擠塞將是一個不堪想像的問題。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成立香港聯合交易所，由4個交易所整合成一個交易所，是為了面向國際，不落伍，打造香港成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試想想，如果香港現在仍然是4個中小型證券交易所，香港的金融業如何跟其他國際交易所 （例如紐約或倫敦等）競爭？香港的交易所還能躋身全球三大之列嗎？香港還能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業中心和國際大都會嗎？香港人又如何能得到今天的國際視野，從而比人家取得更多商機、獲得更佳的經濟成果、達到更好的生活水平呢？這一切都是有連鎖關係的。

這幾十年來，香港不斷擴大鐵路網絡、優化機場運作和完善金融體制。今天，香港的鐵路系統可以讓其他城市借鑑，港鐵公司現時管理和營運英國和澳洲部分的地下鐵路；香港機場的效率在全球首屈一指，客流量和處理的貨量屢創新高，在國際航空業中佔重要地位；香港的金融市場達國際水平，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樣的成就，說明了我們要因應外圍環境的變化去找機會，然後做相應的建設發展來配合，這才是在全球一體化大趨勢中的生存之道，而不是要外圍環境去遷就我們！

近年建設為何大幅放緩？

因為種種因素，過去10多年，我們在供應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遠遠落後於需求，例如土地、房屋、商場、醫院等，以致產生多方面都缺乏資源的現象。相比之下，90年代我們見證了時代廣場和又一城的落成，同期我們還建成了8間新的公營醫院，灣仔會展中心第一期，將軍澳新市鎮第一期等等。可以這樣說，若大家覺得90年代的香港比今天寬敞、舒適，是自然的事──但原因似乎並非因「外來人口」，而是香港近10多年來的建設速度大幅放緩！

真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會大幅放緩呢？政府是絕對有能力做好香港的建設工作的，可惜的是遇到社會上不同方面的極不合作態度和阻力，加上社會上缺乏組織力強而又能團結大多數的力量，以至舉步維艱。

在香港的社會中其實不乏解決問題的好建議，最重要的是組織人手去幹和執行建議。根據管理理論，一個建議或計劃的成功，當中百分之十歸於一個好的戰略，其餘百分九十歸於強大的執行能力 （Success is 10% strategy and 90% execution）。有好建議，便要盡快進行動員、組織人手、執行和落實的工作。一旦開展了工作，或多或少總會人人受惠，感受到這些建議所帶來的好處，跟着只要在執行過程中不斷改善和優化，便會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 

原文刊於《信報》2016年2月18日，獲作者授權轉載。